在为启蒙而进行的各大战役中，有位战士的名字很少被人提及：唐吉诃德・德・拉曼却。他是人性中
400年来―――《唐吉诃德》于1605年在马德里初版―――他的故事成了对做白日梦的书呆子的经典描述，也是有关人类理想主义的一座喜剧里程碑。然而，唐吉诃德的贡献还远远不止于此。没有他，没有塞万提斯本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游移，我们也许还会在迷信和教条的世界里停留更长的时间。《唐吉诃德》出版180年之后，康德写道：“启蒙就是人类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的过程。因此，启蒙的准则就是：勇于认识（Sapereaude）！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到《唐吉诃德》400周年诞辰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唐吉诃德留给我们的勇气。他为自己身上被误导的理智所左右，陷于导致愚昧的不成熟状态，这种被误导的理智却引领他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发现―――最终引领读者走出了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人们常常把《唐吉诃德》看成歹徒小说（picaresque），但准确地说它应该是一部教育小说。它的教育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吉诃德自身愚行的描绘，一是引起读者对表象和真实之间差别的思考。
这种解读方法在多大程度上与塞万提斯本人的意图相吻合呢？我们没理由不相信他自己的声明：他声称自己的主要目的是嘲讽骑士精神，后者在16世纪晚期已经表现得日趋荒谬。跟大多数作家一样，塞万提斯写作也是为了挣钱，而他一开始的打算是写一篇散文体的故事来讽刺骑士精神的荒谬性。但写着写着，他的故事却变成了一幅辉煌壮观的西班牙社会全景画，展现了西班牙在腓力二世及三世的腐朽统治下日益陷于经济混乱和阶级仇恨的景象。但是，塞万提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写作一些别的东西、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文本、第一个时刻在透露自身虚构性的故事、一本让无数作家开始寻觅一种新身份的书―――现代小说的鼻祖。在本书上卷出版并大获成功之后，塞万提斯看到了写作续集的理由。不过，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兰尼达（AlonsoFernándezdeAvel鄄laneda，费利佩・罗伯的化名）在1614年出版了所谓的“下卷”，目的是利用《唐吉诃德》的知名度来赚钱。我们应该感谢他，正是他促使塞万提斯最终写完了下卷（他一直是一位懒惰的作家）。也许，我们也应该把唐吉诃德死亡的凄婉场面归功于阿维兰尼达的剽窃行为―――很可能，主角死亡正是塞万提斯防止别人再去打扰自己创造的角色的方法。
不过，这部小说在当时流行的原因是它的丰富情节和喜剧性的时间安排。很久以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了其中的政治卓见、时代脉搏和人文精神。300多年以后，阿根廷作家若热・路易斯・博格斯（JorgeLuisBorges，1899 1986）写出了《皮埃尔・梅纳德，〈唐吉诃德〉的作者》（PierreMenard,authoroftheQuixote）。他在书中描述了《唐吉诃德》问世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变化，由此揭示出它在今天拥有的寓意和意义远比在当时丰富得多。
我们不能说，塞万提斯拥有预知自己身后地位和影响的能力。他熟悉自己国家的掌故，亲眼看到了西班牙在昏庸统治、财政破产和军事自大之中从辉煌走向衰败的情景。这次衰败十分突然，以致让西班牙人怀疑祖国曾经的富强“只是一个幻想”。唐吉诃德的国家是一个人口日稀、动荡不安的国家，他自己也不过是个愚蠢又失败的流浪者，但塞万提斯还是处心积虑地把他放在了腓力二世的正对面―――后者很少从埃斯科里亚尔宫廷（Escorial）的桌子旁站起来。
不过，塞万提斯的确看到了当时的成功。据说，在《唐吉诃德》出版不久之后的1605年6月，“瓦拉多利德（塞万提斯生活的城市）的市民已经把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看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或许也知道，自己的小说在1612年被第一次译成了英文，在1614年被译成了法文。但他不可能知道，2002年，在挪威诺贝尔学院组织的一次评选中，来自世界各国的100位作家将《唐吉诃德》评为了文学史上“最好、最重要的作品”，他的光芒盖过了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荷马。
因此，跟所有的巨著一样，《唐吉诃德》也是无心之得。但是，我们这些后启蒙时代的读者又该如何辨识它的伟大呢？书中的那些利害跟我们还有关系吗？首先，我们应该去读它。但我们真的读了吗？我们不去读它，一是因为它的巨大篇幅，二是因为它文字艰深―――即便是最新的英文版也是如此。还有就是，我们不需要去读。用评论家的话来说，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可能专属于塞万提斯的作品―――在于我们对这部小说没什么可预期的，因为它自身创造了我们的预期。哈罗德・布卢姆（HaroldBloom）在为埃迪斯・格罗斯曼（EdithGrossman）2003年的精彩译本所写的导言中写道：“它的吞噬性是如此之强，以致我们没法从中走出来，就跟读莎士比亚作品时一样。”
从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走出他们那个无名村庄的时候开始，一幅虚构的蓝图就展开了。《唐吉诃德》是我们的原型文本，第一个对自身虚构形式有所自知的故事，第一个以表象与真实之间的鸿沟为主题的故事，用我们的话来说，也是第一个现代的故事。它之于现代小说正如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学。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也是塞万提斯的崇拜者。1883年的夏天，他对未婚妻玛莎・伯内斯坦白，自己对《唐吉诃德》的兴趣胜过对大脑解剖学的兴趣。他发现，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对话对他们开设的课程来说很有意义，既能帮助人们分清现实和幻想，又有助于理解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他对唐吉诃德的理想主义抱有一种奇怪而浪漫的同情：“我们都曾是高贵的骑士，在梦境缠绕的世界里穿行，曲解最微小的事情，把平凡琐事放大成高雅珍奇的东西，并由此塑造出一个悲伤的角色……对于那些自己曾经是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依然是的东西，我们人类总是抱有敬意。”
时至21世纪，拥有强大自我意识的我们不仅懂得很多，而且知道自己懂得很多。我们应当提倡阅读《唐吉诃德》，由此知道幻想中的人能够做出种种高贵、古怪、无法预料的行为。启蒙运动是我们自由的基石，但这世界需要的不仅是理性。卡洛斯・福恩特斯曾经写过，在小说的最后，唐吉诃德患上了“现实主义思乡病”―――他思念的不是塞万提斯创造的那种真实，而是古老的、由骑士、魔法师和可怕巨人的离奇冒险故事组成的真实。福恩特斯写道：“在以前，写在纸上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幻想―――都是真的。在史诗当中，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做的，两者之间并无区别。‘对亚里斯多德和中世纪的人来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解释道，‘任何不包含内在冲突的事物都有可能存在。半人马对亚里斯多德来说是可能的，对我们却不可能，因为生物学不允许这种东西存在。’”福恩特斯很好地阐明了唐吉诃德的痛苦―――他必须在精彩的虚假戏剧和乏味的现实需要之间进行选择。但这本小说还通过这位骑士的双重课程―――一是他面对自己的“幻想需要”所必须做（或不做）的选择，二是读者面对他的需要所必须做（或不做）的选择―――为未来的读者照亮了道路。
相信我！我的功业都是真的，风车就是巨人，羊群就是军队，旅店就是城堡，而世界上也没有比并世无双的拉曼却女王杜尔辛内亚・德・托波索更美的女人。相信我。
如福恩特斯所说，现实“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既可能大笑也可能饮泣。”但面对它们的震撼，现实也会觉得自己力有不逮、略逊一筹。听过这些话之后，我们这些读者将会永远记得，这世上不只有一种客观真实。
塞万提斯自己就已经感到了现实的幻灭。正是现实中的冷落和不幸在驱使他写作：对于一个理想一再受挫的人来说，到高贵的梦想中去找安慰是一个清清楚楚的选择。我们对塞万提斯生命的前24年几乎一无所知。1571年，他跟兄弟罗德里哥一起参了军。作为唐・米盖尔・德・蒙卡达（DonMigueldeMoncada）军团的一员，他乘“侯爵夫人号”从墨西拿起航，去抵御奥斯曼军队的进攻。西班牙军队在科林斯湾的莱潘托战役中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侯爵夫人号”处于战团的中央。塞万提斯中了三弹，其中一发打残了他的左手―――如他后来所说，那是为了“给右手以更大的光荣”。莱潘托战役之后，他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继续服役。1575年，塞万提斯在跟罗德里哥一起返回西班牙的途中被北非海盗俘虏，他成了阿尔及尔一个希腊背教者的奴隶。多次逃跑失败―――其中两次是被人出卖―――之后，他看到兄弟获得了自由，因为父母送来的赎金不够赎两个人。他被转售给了阿尔及尔总督，然后再次被一个多明我会僧侣出卖。五年奴隶生涯之后，两个三一会修士赎出了他，他才终于获得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