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职务犯罪，主要是腐败犯罪。职务犯罪是社会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因而反职务犯罪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和务必应对的难题。作者认为：“翻开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史，在一定程度上是职务犯罪与反职务犯罪的博弈史。”而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中的体制改革难免为腐败活动带
文盛堂的新作《反职务犯罪论略》在综合分析反职务犯罪与提高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互动依存关系中，从立法到司法、从刑事法学到法律社会学、从惩治犯罪到源头预防、从现象描述到对策设定等等，立体式地透视“特权”与“国法”长期较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运用超前性的思维提出综合治理职务犯罪的新思路、新对策和新举措，突出体现了反职务犯罪的法治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创新。
综观这本64万多字的专著，内容丰富、融会贯通，资料翔实、条分缕析，的确是作者对职务犯罪与反职务犯罪博弈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结晶，是探究新时期正义如何战胜邪恶的卓识。
职务犯罪的成因错综复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诸多方面，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反职务犯罪进行了跨学科的探讨和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了反职务犯罪的整体方略和系统理论。全书根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体系的要求，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主张重点依法治标、着力以德治本，规范职务行为、德化公仆心灵。
书中不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综合治理职务犯罪的新方略和新举措，而且主张运用高新科技反职务犯罪，颇有新意。长期以来，我国反职务犯罪的法定侦查破案手段越来越难以应对职务犯罪手段日益科技化的趋势，作者在长期反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针对这种困惑坚持不懈地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应用高新科技反腐败的新思路和新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职务犯罪出现了“高职位、高智能、高技术”三结合的窝案、串案、群案现象，这是举世公认最难侦破的案件。然而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中，反职务犯罪的职能机关连直接使用“技术侦察”手段的规定都没有。因此，职务犯罪高新技术化与侦查职务犯罪手工作坊化的较量结果可想而知，无论怎样加大打击力度都无法将职务犯罪遏制到最低程度。文盛堂认为制约我国当前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症结还在于除技侦手段的过度受限之外，更为严重的是科技含量太少、技术手段的适用范围太小，根本无法施展当代先进科技在反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应有的功效。而且，这些含量太低的科技在侦查中又往往围绕口供来运用，使其本身应有的价值又大打折扣。由此可见，作者所说的侦查手段科技化，决非仅指技侦手段，而更多的是主要指诸如计算机、测谎、声纹、DNA鉴定等高新科技手段应广泛用于反职务犯罪的侦查破案。如他用六分之一的篇幅和一个独立的部分，大书特书反职务犯罪的“科技论”。在作者看来，反职务犯罪的侦查是对过去的事实进行追溯证明的艰难过程，其科技含量更需与时俱进。科技手段与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必将成为当代及未来社会的“科技福尔摩斯”，科学技术将日益发展成为侦缉职务犯罪的第一侦破力。此外，还要注重在侦查领域提高人证的科学性，加强心理科学、行为科学的研究，提高人证的科学含量，书中关于“模糊技术”和“心理技术”的应用两个专题深入地阐述了这类问题。与此同时，作者强调更要切实提高侦查人员的科技素质。总之，作者坚信在未来的职务犯罪与反职务犯罪的博弈中，科技制胜的分量将越来越大，因而科技是推进政治文明的加速器。
《反职务犯罪论略》还详细介绍了在检察改革中推出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该制度的试行中通过“权利监督权力”的模式来有效地提高反职务犯罪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程度，明显地提高了检察机关反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能力，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与检察机关形成合力反腐败的和谐局面。本书所研究的职务犯罪，并非局限于检察机关现行立案管辖的范围。即除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外，还包括现行立法从传统职务犯罪中分离出来的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罪等。因此，本书不仅能使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受用受益，而且对公安机关侦办有关经济犯罪案件亦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还由于本书对反职务犯罪的时务之要、立法之计、应对之策、司法之谋、防杜之略等命题都进行了开拓创新性的深入论证，因而对有关机关和部门乃至全社会深入开展涉及反腐败的举报监督、执纪执法、侦查取证、定性定罪、论证立法、制定政策、教学科研、防范治理等各项工作，都大有必要的参考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