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7月24日至3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1000名科学史学者会聚北京，参加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大会召开前夕，作为新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创建人和领军人物之一的席泽宗院士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了他个人的学术生涯和对中国科学史事业及科学的看法。
谈到近年来文化界广泛关注的“李约瑟难题”
的话题，席泽宗说：“把近代科学在欧洲的诞生归结为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不能令人信服。”比如，人们常常谈到《几何原本》对近代科学的影响，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近代数学标志的微积分，并不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出来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虽然是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的，但牛顿自己也说过，《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把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样犯了文化决定论的错误”，席泽宗说，“我不能同意杨振宁先生提出的《易经》影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提法。《易经》的影响没有孔子思想的影响大，而以《论语》为据，孔子的言行对科学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他认为，谈论中国在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了，还是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出发进行综合分析。
席泽宗还从一个科学史家的角度谈及对伪科学、科学发展前景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一个东西是否是伪科学，还是要后来看。其实，科学大多都搀杂了不科学的东西。”席泽宗认为对新观点要保持足够的宽容。“以天文学来说，人类已经探索了几千年，但宇宙里90%的物质（暗物质、暗能量）还看不到，还是未知。”科学的发展无法预测，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也难以逆料，“所以，科学远未终结”。 （详细报道请见本期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