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1991年3月28日，一个朴素的年轻人走进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这天是人大七届四次会议的第4天。青年人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意见书交给502号接待员，第一次向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大战争法概念。指出我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的“战争赔款”指的是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合约规定支付的那一笔款项，并不包括“受害赔偿”这一应由加害国政府直接向受害者支付的款项。这一万言书引起了中国官方对民间索赔的关注。而这个年轻人就是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童增。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恣意歪曲历史事实，这时候的童增意识到：必须让日本彻底谢罪和赔偿。他还天真地认为，即使中国放弃了索赔要求，日本出于道义和良知也应该主动给予中国赔偿。1988年前后，童增从报上获知，东欧一些国家包括世界上曾经放弃德国给予战争赔偿的国家，开始要求当时的德国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赔偿。通过深入研究，童增茅塞顿开：原来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完全可以区别开来，我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但对于受害赔偿从来也没有宣布放弃。他甚至还与有关人士合作，计算出了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理论上约为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受害赔偿约1800亿。从1990年开始，童增奔走于各报社之间，但没人敢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直到1991年他上书人大，海外传媒纷纷报道后，国内媒体才有所反应。童增的名字迅速地飞往了四面八方，被誉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人”。
王选
――追究日军细菌战的中华第一女子
她，是现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她，同时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
1952年出生在上海的王选，祖先是山西太原王氏，北宋初年因避皇氏赵姓之害从晋迁往浙江，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她从小就从父亲讲的家乡的事情里得知，自己惟一的亲叔叔惨死于1942年日军投下的鼠疫细菌，死时仅有13岁。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头一次把日军、鼠疫、死亡和恐怖联系起来。1969年王选到义乌回乡插队，与村民生活的4年期间，她从老人那里听到更多有关细菌战的暴行：鼠疫灾难、让人集体腐烂的炭疽病等等。老人们回忆往事时，常泣不成声，王选也深受震颤。
王选坐不住了。她放弃了薪俸优厚的工作，放弃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正义的事业中来。她从1995年开始进行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调查取证工作，1997年组织浙江、湖南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并被推举为团长，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诉讼。在山西孟县调查时，她得知了日军细菌战的一个真实细节：当年，日军把6个中国人编为一组，每个人被注射了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被扒光衣服塞进1米见方的木笼子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细菌。笼子下方有一个小孔，食物从那里塞入，粪便也从那里排出。关了一个多月后，这些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拖出来，检测身体中的细菌，然后活生生地把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抽出饱含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去，直至失血而死。为了挤干最后一滴血，日军还不停地踩着尸体的胸口和心脏。听完这血腥的叙述，王选失声痛哭。她为死难的同胞哭泣，决心要把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揭露于世，不管这条路有多艰难。她发挥自己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的优势，往来奔走于中、日、美等国，与所有帮助、研究和关注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人和各国媒体广泛接触，为诉讼赢得了国际支持。
苏智良
――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92年起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
1992年3月，苏智良在东京六本木的咖啡屋里喝茶赏樱。同座日本学者议论2月的热门话题：韩国人在日本最高法院门前示威，要求战争赔偿，为首的是被强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老太太。“据说战时日本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日本学者问苏，苏智良愕然。“据说日军慰安妇制度发源于上海”。苏智良放下咖啡，去了图书馆。从日方文字记载中，苏智良发现了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受难最深，但至今仍未有任何中国慰安妇的声音。经过8年考证，苏智良得知日军慰安所遍布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仅上海就有83家。保守估计，中国慰安妇在20万人以上，75%被虐待致死，活下来的慰安妇应在70至85岁之间。苏智良决定去寻找慰安妇这一历史活证。
对于寻找慰安妇，尽管苏智良做了针插不进的思想准备，但艰难程度还是使他几次望而却步。他通过派出所在上海市区寻找。某老人先是缄默，后含糊回答：“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就让它死在我心里吧。”苏智良耐心做工作……当老人最终被说服，当摄像机架起来的时候，老人站起来，态度冷漠：“你们搞错了。”由此，苏智良的调查经验是：有亲生儿女的阻力大，有养子养女的好一些。苏智良曾聘请的山西调查员就曾被老人的后代打出门：“没这样的事，滚！不许再来。”亲属如此，当地政府一般也不配合。普遍看法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跟改革开放不搭界。”去外地调查时，当地要求出示红头文件才给予合作。当苏带着老人参加国际会议，便有官员背后挖苦：“像这样的人还出国呢，把丑丢到国外了。”某县曾有4个受害者找当地政府：“听说我们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官员奚落道：“你们这样的事还有脸说吗？”4个人悄声回转。苏智良听后急急寻找，但至今下落不明。有些省较配合。在崇明岛，苏智良找到了80岁的陆秀珍，她道一声：“丑啊！”便没了声音。第二次在陆养子的配合下，苏记录了50年前血腥残暴的一幕。陆秀珍常用一句话述说那场噩梦：“日本人坏得很，坏得很。”山西共产党员万爱花第一个在日本开口诉讼。她是苏智良采访对象中性格最刚烈、受伤最严重、思想最开放的，她也是惟一一个不甘受乡民戳点苟活的人。万爱花对慰安妇一词反感，“我不是慰安妇”。她对苏智良说：“我不丑，丑的是日本鬼子，我去日本揭他们的丑。”这句话激励苏智良继续寻找。
12年来，苏智良调查了50多人，走遍全国十几个省，花掉积蓄数万元。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稿酬用于调查费用和慰安妇基金。在调查过程中，苏深感个人力不从心，几经周折，1999年3月15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目前仅有的一家慰安妇专门研究机构。
苏向祥
――伸张正义与法律尊严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基本上是由一件又一件的索赔诉讼案构成的，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律师的功劳。他们为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主动甚至无偿地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苏向祥律师就是其中的代表。
苏向祥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律系，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组委员。他是国内第一个为化武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年轻的苏向祥之所以会关注日军遗弃化武伤人事件是因为9年前的一起案子。
1995年8月25日早晨一上班，苏向祥习惯地翻开当天报纸，看到这样一篇报道：《爆炸发生在50年后》。具体是说，在离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不远的一个叫双城市周家镇的地方，发生了日军遗留炮弹爆炸伤人事件。苏向祥气愤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拍，和一个同事一起带了1000元钱，打的直奔救治受害者的医院。在医院，他们看见了受伤者刘远国，他身上95%的地方被烧伤，双腿和一只胳膊被炸飞了，情形惨不忍睹。苏偷偷把钱塞到他床下，和同事临走时，刘远国的妻子悲怆地说：“战争期间我们受难，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我们还要受他们的罪。”当时，苏向祥觉得她的话太对了。返回途中，刘远国妻子悲愤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不禁思考：受害人就这么忍受吗？如何才能把受害人的声音传到日本，让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听到？
3天后，刘远国撇下了两个辍学的孩子和抢救时欠下的7万元债务，含恨离开人世。刘远国的死深深触动了刚成为律师不久的苏向祥，他决定接受刘远国家人的委托，向日本政府讨一个说法。他开始先是调查取证，9月6日又向日驻华大使馆发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传真。而且，他还发现日本有一群有正义感的律师，正在帮助中国受害者，于是开始了双方的合作。1996年3月，在对方资助下，他开始了第一次对侵华日军遗留化武的全面调查。与日本律师合作时，他们有个约定：可以在日方律师那里报销有关费用，满一万元报一次。但不久，苏向祥主动放弃了日本的资助，让日本律师很吃惊。因为当时他的收入很低，日方的资助为他减轻不少压力。但苏向祥认为若拿了他们钱，好像是为他们工作。他代表的已不是他个人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代表中国人，他要用正确的姿态来回应日本律师和日本民众的义举。
放弃了报销后，几年来苏向祥已先后投入了30多万元用于化武伤害案的调查工作，且行程上万里，最终他搜集了1000多份相关证据，两次把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他还无偿为发生在齐齐哈尔“八・四”事件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本文摘自《铁账难销―――日本到底欠中国人民多少》，张皓主编，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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