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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应该成为进化论的奴仆

2005-07-2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现在似乎是都市文学的天下,它们占领了市场,正获得批评家们的大声鼓吹。批评家们忿忿然地说,为什么文学奖里看不到都市文学的踪影?在这样的氛围下,我觉得再一味地谈乡村都有点儿犯怵。可是谢友鄞的《驼啸关东》(载《芙蓉》2005年第3期)却是彻头彻尾的乡里的事,何况谢友鄞就像是一位关东大汉,他以大碗喝酒大

块吃肉的方式朗声地讲述着沙屯里的事情,他的豪爽气感染了我。从一定意义上说,谢友鄞就是为辽西关东而活着的,他的生命都搁置在此地,我猜想,他若不写关东他的生命就会喘息。一个“啸”字大概最能体现他心中的辽西关东性格了。而他的短促的、以动词为轴心的叙述,就像是一声接一声呼啸的节奏――“伍士堂拎起人参样大葱,齐腰一撅,喀吧,葱汁溅我一鼻子。我用手抹,眼泪哗哗淌。伍士堂将葱梗往酱碗里一拧,塞进嘴,吧唧吧唧咬,鼓圆腮帮问我:‘乡文化站的老王,你认识不?’”――你把这样的句子读下来,一个关东大汉就活生生地站在了你眼前。

不过我还是有些迷惑了。在小说的开头谢友鄞为什么要塞给我们一个最现代化的笔记本电脑呢?莫非他也感受到了都市文学咄咄逼人的气势,于是也要在他的乡村图景里抹一笔都市的颜色?但我读到最后,笔记本电脑再一次出来收尾,我释然了,明白了作者的深意:“我敲一下存盘键,红灯亮了,沙屯的人,沙屯的故事,收入微机里。”这是否就在告诉人们,城市虽然神奇、强大,但乡村的故事和乡村的人物还装在城市的匣子里。谢友鄞的敲打存盘键的细节也许就有了一层寓意:我们何不惬意地在都市风景中容纳进乡村的精神?而我更赞叹谢友鄞最后设计的一个“几乎没有人留心”的报道。这个镶着花边的报道把前面关于沙屯的叙述一下子变得似真似幻。但我宁愿将它理解为,都市里的一切精神想象都是以乡村作为资源的。

文学中的有些东西是穿越时空,具有永恒性的。比如说我们在推重都市文学时,绝对不意味着乡村精神就是一个被淘汰的东西。不久前在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活动上还专门召开了一个都市文学的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听到大家的发言后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讨论都市文学的时候当然对应的是乡村文学,但人们在谈论都市文学时似乎认同了一种思维逻辑,就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在进步,文学也应该伴随着时代同步前进。文学的进步与时代的进步仿佛可以用同一个尺子来衡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都市化了、现代化了,那么文学也应该都市化、现代化。我认为这种思维逻辑是大成问题的,这是一种进化论的思维逻辑,尽管进化论为我们解开了许多自然的奥秘,但进化论并不是一个普适的原则,尤其对于精神领域来说更是这样。因此文学不应该成为进化论的奴仆,它不是用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这就是说,谢友鄞的《驼啸关东》即使去掉了那台作者“倾家荡产买的”笔记本电脑,仍是当代的一篇好小说。

谈到乡村文学,我要力推最近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文斌的小说集《大年》。有人说都市文学之所以还没有超过乡村文学,还没有出现令我们叫好的作品,就是因为作家对都市的经验消化得不够。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对都市经验消化得不够,有些作品,比如表现都市情感生活的作品,有些固然是矫情、滥情,但仍有不少作品真实地传达了都市情感生活的经验,不仅相当丰富,而且体会得也相当深刻。可是我们仍对这样的作品感到不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小说不是为了学习生活经验的,我们还有其他的诉求。这种诉求隐隐在我们心头,这是一种精神的诉求。郭文斌的小说中就充盈着这样的精神诉求。这首先是说,作为作者,郭文斌本人就有强烈的精神诉求,他把精神诉求看得比经验更重要。比如《剪刀》,这是一篇十分精致的小说,但你能说《剪刀》是写苦难吗?它是在渲染苦难吗?或者它是在将苦难审美化吗?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都不准确。有一些小说是用这样的路子去写的,而且也写得不错,这样写显然更多地是依赖于作者对苦难生活经验的体验。《剪刀》虽然主体的内容都关乎苦难,生活的苦难,生命的苦难,但作者并没有陷入苦难,并没有抓住苦难大做文章,因此我们若用前面的解释就不可能真正进入到小说给我们提供的那样一种境界。郭文斌是通过苦难而走向生命本身,他由此而超越了苦难,他在苦难中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伟大。小说中的女人在最后用一把剪刀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细节是有震撼力的,它揭示了苦难对人的压迫,但郭文斌有用意不在渲染苦难,因此他把这个重要的细节虚着写,只是给人感觉一种很强大的震撼力,这时候死就不仅仅是一种悲壮两个字可以概括的了。

“死”在郭文斌的小说里面经常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像《开花的牙》,就是以非常形象的民俗生活表达了作家对生和死的理解。这个小说虽然非常生活化,好像是写这种乡村的民俗的一些很细节化的东西,但是在阅读中我感觉到里面包含了一种超越世俗化的精神性的东西、哲理性的东西。小说重点写了爷爷的死以及死后亲人们的举动,但在小说的叙述中,“死”完全超脱了世俗层面的意义。通过郭文斌的叙述,我们感觉到,死和生是互相转换的,它并不是说死就是一种非常悲伤的东西,死不过是生命中的一个链条而已。在这样的表达中,我们并没有感到作者是在掩盖苦难,就在于作者跳出了世俗层面,他不是在再现现实,而是带我们进入到一种哲理的境界。

郭文斌的意义就在于他在创作中能够超越世俗层面的东西。读郭文斌的小说,给我一个最强烈的印象,郭文斌是与欲望无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去写欲望。小说既然是写人的,就绕不开写人的欲望。理论家经常谈到“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而“怎么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作者内心怎么想。所以在谈到写欲望时还要考察作家他内心有没有欲望。虽然有些小说不写欲望,虽然作家好像是在表示一种很高尚、很崇高的东西,但是你读这些小说时你却会感觉到那个作家骨子里的欲望是在发酵,发臭,从字里行间你可以闻到这种味道。有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小故事正好在郭文斌的序言中也被提到。这是苏东坡与佛印和尚的一段小故事。他们都在打坐,打坐完后,苏东坡问佛印说你现在看我是什么状态,佛印说我看你就像一尊佛,佛印问东坡你看我呢,苏东坡说我看你就像一堆大粪。苏东坡很得意,觉得自己赢了,他回去跟妹妹苏小妹一说,妹妹说你输了,佛印看你是一尊佛,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佛,他看一切都是佛,那么你看他是一堆大粪,说明你是什么人,不用说了。这说明一个很简单又很深刻的道理:我们心中有什么他就会在我们的言行中表现出什么东西来。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其实也是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我感觉郭文斌肯定对于这一点也是领悟得非常深刻的,他在小说《睡在我们怀里的茶》中还复制了与此相似的细节。徐小帆的妹妹要去找大海,徐小帆对妹妹说只要你心中有大海,你在到处都可以看到大海。我想,郭文斌大概始终把这当成自己追求的一种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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