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思想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竹内好，在1943年写下了著名的《鲁迅》。最近出版的由孙歌女士编写，并与李冬木、赵京华先生合译的《近代的超克》中收录了此文，连同他后来所写的《何谓近代》等一起成为我们解读“竹内鲁迅”的可靠依据。
竹内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在场域之内。对于中国文学，他只是旁观
李冬木先生的译注比字斟句酌的翻译还要下了更多的功夫。他在第一个译注中就仔细解释了日本俳谐诗人芭蕉所谓“终生的余业”：芭蕉把俳谐这个不过是“余业”的事业持续了一生，全力以赴认真地去做。这意味着一个高出现实目标的“终极之静谧”存在。“竹内好的鲁迅理解，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视角上。鲁迅与论争的关系，正如芭蕉与俳谐的关系，论争之于鲁迅，是与生之根本直接相关，却又随时可以抛弃的‘余业’，这余业伴随了鲁迅的一生，是因为有一个终极性的静谧存在，竹内好借助于芭蕉的意象，暗示了由此将要展开的《鲁迅》基本母题―――文学的‘无用之用’重新定义了文学的功能以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由此，竹内好提出了鲁迅的三个悖论：一，文学的“无用之用”、即“无用”与“有用”的悖论，是以看来“无用”的纯粹的文学实现了启蒙的功用。二，不是先觉者，却存活到最后的悖论。竹内好认为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仅仅在‘文学革命’的先觉者当中，就有严复、林纾、梁启超、王国维、章炳麟等人，他们的末路都是文学意义上的悲剧。从‘文学革命’之前一直存活到最后的，只剩下鲁迅一个人。”三，“挣扎”、“抵抗”中所包含的悖论。竹内好在作者注中说：“‘挣扎’这个中文词汇有忍耐、承受、拼死打熬等意思。我以为是解读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线索，也就不时地照原样引用。如果按照现在的用词法，勉强译成日文的话，那么近于‘抵抗’这个词。”认为鲁迅是“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这种态度，给人留下一个强韧的生活者的印象。”又在附录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中解释为“自己对自己不满的这种对黑暗的绝望的抵抗感”。其意也就是“反抗绝望”。正是从这些悖论出发，竹内好提出了“鲁迅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观念。不仅鲁迅本身是通过自我否定获得发展，整个中国文化也是通过鲁迅这样的自我否定者而获得了发展。竹内好在《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最后总结道：“近代中国，不经过鲁迅这样一个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实行自我变革的。新的价值不是从外部附加进来的，而是作为旧的价值的更新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是要付出某种牺牲的；而背负这牺牲于一身的，是鲁迅。”这真是切中肯綮！近来，在国内某些人中流传着一种所谓“鲁迅破坏大于建设”的说法。这正应验了鲁迅“背负这牺牲于一身”的判断。
写于1948年的《何谓近代》，确实具有了“更沉实的内涵”。竹内好回顾了自己与鲁迅的三次相遇：一次是在认知方式上的相遇，真理是相对的，鲁迅正是从此出发认知真理的。竹内好于此与鲁迅相遇是在根抵上的相遇。另一次是在抵抗的状态下相遇，这是与鲁迅的真正相遇。第三次是“梦醒后”的相遇。这第三次的相遇乃是一种人生的觉醒。竹内好说：“要使光亮成之为光亮必须加浓暗色”，在光亮与暗色之间“可以走到发现鲁迅的地点”。他与鲁迅的相遇也是一种悖论，是在光明与黑暗的相抵抗、相挣扎中遇见鲁迅的。因而他也就进一步感到了矛盾和张力场，感到了需要摆脱“奴隶的进步”，而求得历史的真正的进步。
什么是历史？这是古今中外多少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竹内好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这样，“不是先觉者，却存活到最后的悖论”也得到了更为有力的解释：“在鲁迅之前，虽然产生过一些先驱性的开拓者典型，但他们都孤立于历史之外。因孤立于历史之外，他们作为开拓者未能得到历史性的评价。使得这些先驱者有可能被视为开拓者，盖始于鲁迅出现以后。就是说，原因在于，鲁迅的出现具有改写历史的意义。故新的人之诞生，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意识上之全面更新的现象在历史进程中发生，而自觉到这一点总是要在历史的一个时期过去之后。”
应该怎样理解这些话呢？我认为，竹内好的意思是：鲁迅是总“在抵抗状态下”的“现役文学者”，他紧紧抓住、勇于直面的是现实人生，所以他在由旧转新的时代转折期里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主力作用，终于开拓出了新的时代。从而那些曾经为新文化作量的累积的严复、林纾、梁启超、王国维、章炳麟等先驱者们才得到了历史性的评价，倘若新的时代没有开拓出来，这些先驱者的历史作用也就无从显现了。
竹内好的《鲁迅》等论著，尽管自谦为“笔记”，从技术层面看也有匆促和粗疏之处，然而却是一位思想家的鲁迅论，是技巧再高的技术性学者永远做不出的鲁迅论。所谓“竹内鲁迅”，也就带上了浓厚的思想家的味道。这，正是竹内好鲁迅论的最本质特征。而又正是这种思想家的特点，使“竹内鲁迅”对“中国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鲁迅”经过漫长的模式化过程之后，到十年“文革”中又被推向了极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场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和世界观转变问题的讨论，就是在旧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势上继续滑行的典型例证。在中国的鲁迅研究日益走进死局的时候，仍如五四时期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国外寻找精神资源。继乐黛云教授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 1960 1981 》之后，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陆续引进了不少国外鲁迅研究的新论著和新观点，对中国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承认伴随思想解放运动而出现的崭新的“中国鲁迅”受到“竹内鲁迅”的明显影响，并不意味着贬低中国的鲁迅研究，而是揭示客观存在的中日鲁学界之间的双向互动，承认各国学界都在努力向着趋近于鲁迅本体的鲁迅映象前进着。中国鲁迅学界在接受“竹内鲁迅”启悟的同时，也不断有所超越，有所发展，创造着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鲁迅”。在此，“中国鲁迅”与“竹内鲁迅”相遇在一起了。这是中日两国鲁迅学家共同的收获，也是人类认识鲁迅、理解鲁迅的共同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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