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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靠这些河北作家们滋养”

2005-07-2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河北抗战文学

中国最好看的文学是抗战文学,中国最悲壮的文学也是抗战文学――这是许多35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共识。

“我小时候,家乡的田野、茅草、河渠里隐藏着许多抗战故事。那时天的蓝色怕是跟抗战时是一样的,没有污染,那么清澈的河流,那么浓绿的树林……多么

美好的祖国山河,在那里疯玩是多么幸福!更好的是我们躲在午后树荫下读《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还有《苦菜花》,抗战的勇士们就是保卫这样的祖国山河,我于是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正气凛然和勇敢无畏了。这些书构成了我的少年阅读时代。我的少年靠这些河北作家们滋养。”

作家赵瑜的回忆代表了这一代人的经历,我们的灵魂深处都藏有魏强(《敌后武工队》主人公)、史更新(《烈火金刚》主人公)的影子。

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抗战文学基本上都产生在河北,写的也都是发生在河北的故事。河北为中国的抗战文学贡献很大。河北人民性中和平顺,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搏斗中,却威武不屈,表现出燕赵多侠士的遗风和中国人民智能多谋的战法,河北作家曾多是战士,浴血奋战在河北的土地上。他们难忘河北抗战事,也深谙传统文学技法,因而为中国当代阅读贡献了亮丽的一页。

冯志,河北籍作家,老八路出身,撰写《敌后武工队》。他塑造的意境形象已经成了八路军深入敌后的等意语。可惜文革他被迫害致死。《敌后武工队》故事从炮轰中闾镇侯扒皮开始,接着写独胆英雄刘太生智斗松田、贾正智杀侯扒皮、武工队奇袭南关火车站、巧夺黄庄、火烧梁家桥,直到魏强等智擒松田、刘魁胜为止,起伏跌宕,很有传奇小说的色彩,这也是这部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与之异曲同工的有刘流的《烈火金刚》,该作品章回小说色彩更浓,“史更新九死一生,赵连荣舍身成仁”……之类的题目,很容易就勾起读者的儿时记忆。

“鬼子汉奸一锅煮,有几个武艺高、神通广大的人,有男也有女,很是吸引人。”作家李矛回忆起另一部华北抗战小说《平原枪声》说。

雪克的《战斗的青春》也是河北抗战文学一红花。人性论的东西比较多,在那个年代很显眼,因而也较受欢迎。

有一部小说在河北抗战文学中很特别: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主人公杨晓东的儒雅机智,金环的美丽英烈,中间人物的彷徨和书卷气,再加上古城保定的质朴和古老调子,使残酷的抗日战争描写中透着一股雅气。电影小说互动使作品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电影中王晓棠演绎的金环尤其让人难以忘怀。

最可贵的是,河北抗日作家群本身就是战士,他们见证了河北大地的沦陷和血火抗争,他们很有几个甚至不是部队里的文字秘书,而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军事首领。比如《平原枪声》的作者李晓明,是县大队的政委;《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是锄奸干事;《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是游击队步兵团团长;《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也先后曾任班长、排长、武工队小队长……他们都是从日寇的拉网扫荡、铁壁合围下闯过来的人,他们的作品,有直接的生活基础。

此外冯德英的《苦菜花》、《山菊花》、《朝阳花》是有名的抗日“三花”,故事虽然不是发生在华北而是胶东,但气质一脉贯通,都是写北方农村在日寇蹂躏下,人民奋起反抗。其中《苦菜花》依托电影而闻名全国。

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虽然也是写的山东事,但有着华北抗敌小说共同的特点:肥沃广阔的平原,勇敢义气的农民,被逼无奈的反抗,激烈曲折的交锋,含蓄纯洁的爱情……

战火中的“荷花”

 以上大多是解放后的作品,其实抗战文学最早的根源在延安。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作家们知道了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重要性,于是一大批具有中国气派的抗敌作品应运而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马峰、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与袁静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当时国统区的作家也一致叫好,认为敌后根据地的作家抛弃了新文艺拗口的洋腔,以从来没有过的气象教育民众。这些作品中,《新儿女英雄传》得到的评价相当高,小说1949年9月在《人民日报》连载,不久结集出书。郭沫若写序称:“应该多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亮了创作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本书的作者也是忠实于毛主席的指示而获得了成功的。”

延安精神直接催生了赵树理的“山药蛋派”作家,而稍远一点,河北诞生了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孙犁的作品好,人也好,不多事,把一颗宁静的心全献给了他的人物和文字。他本是陶渊明、王维这样的性格,但卷入20世纪中国最残酷的灾难中,即使描写血与火,也笔触柔曼,带着深情。也正因为此,在一片怒目金刚式的作品中显出了超脱,他也因此成为一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最能代表他那抒情诗般风格的是他194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这篇小说着重刻画了水生嫂等一群青年妇女,通过寻夫、遇敌、战斗等情节和行动,展现了她们为人妻女,又勇赴国难的过程,表现了她们作为女人的质朴,作为妻子的爱夫情结,以及作为中国人的英勇和乐观。小说笔调清新、活泼,优美、流畅,被称作“诗体小说”。作品发表后,在文艺界影响很大,许多作家都研究和学习其写作技巧和艺术风格,“荷花淀派”也是从这以后开始形成的,代表作家有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等。

孙犁或许是抗战文学中的一枝“闲笔”,但表现了中国人民在那个铁血时代的性灵的也是他。杭州大学的吴秀明教授写道:“尤其是孙犁,更是以诗化笔墨来描绘战争的感性存在。他的小说中,成功的艺术形象似有一个基本模式:女性 普通人=英雄。这里,‘等号’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在于他的小说文本中植入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柔情似水的水生嫂们变得坚毅刚强。人物形象上的张力,引发出小说的另一种内涵:战争对于人的奇异改造力量。”

有一本书,大概既不算河北评书体小说,又不算“荷花淀派”的作品,但陪伴了许多中国人的童年和少年,那就是《小英雄雨来》。这本书不因其字少脊薄而减光芒,民族的少年英雄形象与水淀荷乡的秀丽一起永藏人心。

请看作者管桦怎么说的:“抗日战争时,我是冀热辽军区的文艺战士。这个军区以还乡河、滦河为中心,西至通县、平谷、顺义,北至承德,东到辽宁,南临渤海。抗日战争中,在那风暴惊扰之夜,枪炮轰鸣的时代,总是有孩子分散在我们生活之中。我做随军记者时,每次回报社变成单独行动,给我带路的,有老人、有青壮年,也有十一二岁的儿童团员。儿童团有夜校,每当反‘扫荡’结束以后,或是敌情缓和的时候,走进村里,便听见男女民兵奔向会场时的说笑声和歌声。朦胧着星光的夜雾里,花木的繁枝密叶中,小学校的窗子亮着鲜红的灯火,从那里传出孩子们齐声念书的声音:‘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一次我在四户村被日本鬼子包围,跑进一家院里隐藏。街上的大人孩子都看得清楚。可是当鬼子拷打那些大人和孩子,问八路军藏在哪儿了?无一个人暴露,都说跑出村去了。1945年冀东八路军攻打玉田县的日本鬼子时,给我们几个文艺战士带路的那个孩子,不幸牺牲。因此常常有读者问我‘雨来’是不是真实的,我回答说:当然是真实的,那是我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剪裁和典型化,使人物故事情节紧凑而又丰富多彩。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同艺术真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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