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李提摩太救济灾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政
李提摩太来华后，最初在山东、山西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将中下层百姓作为传教对象。李提摩太认为要想“拯救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必须先“拯救他们的肉体”。1876 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旱灾，李提摩太亲眼目睹了山东、山西等地的灾荒，灾区百姓的悲惨境遇震撼着这位“布道者”的灵魂，更加坚定了他拯救百姓“肉体”的决心。为此，他多方募集资金，积极救助灾民，除向中国各地的传教协会募捐外，他还向英国浸礼会写信，请求浸礼会拨款，立即“赈济灾民”，“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在他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两万余两银子运到中国灾区。另外，李提摩太还积极向中国地方政府建言，进献救灾良策，提出了向粮价低的地方移民，以工代赈等具体的赈灾措施。他经常与政府官员和士绅合作发放赈灾物资。在李提摩太的倡议下，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自派人将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并要求会见李提摩太。也正是与李鸿章的会见，使李提摩太改变了自己的传教策略，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决定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官员和学者。
李提摩太力图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演讲，使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给他们指出“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进而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避免饥荒再度发生，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于是，李提摩太开始将传教的重点转向结交权贵，联络士绅。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庆亲王奕?、恭亲王奕忻等几乎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着接触，李提摩太还曾做过曾纪泽家的英语家庭教师。
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了很多朝廷大员，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部分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张之洞在与李提摩太会见时也多次重复李提摩太提到过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并承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后来被清政府采纳。在李提摩太做曾纪泽家庭教师时，曾纪泽对李提摩太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散发，曾纪泽认为“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
李提摩太所经历的晚清社会正是中国“天崩地裂”的时代，西学东渐之风吹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界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戊戌变法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李提摩太不仅参与了戊戌变法，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领袖。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邀，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必须改革，他还多次发表社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将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他还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经常免费赠送书刊。
通过译介西学，出版报刊、图书，李提摩太影响了许多官员和大批知识分子。张之洞从武昌发电报购买报刊和图书，他还向广学会捐资白银1000两。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时世评论》为书名集结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作序，并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由此可见广学会对官员的影响。
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李提摩太的教友苏惠廉称《万国公报》“行销量最广，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康有为还曾向当时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公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光绪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然而李提摩太虽然纵横捭阖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康有为、张之洞也都内心里对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的理解，但是终究未能挽救戊戌变法的失败。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为保护维新人士尽了最大的努力。
李提摩太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经常参加中国和列强间的斡旋活动，还参与了山西教案的协商调停工作；另外，李提摩太还热心于中国教育事业，他创办了山西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可以说，李提摩太在政治、外交、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国晚清政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很多方面是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李提摩太的局限性，他的所有活动毕竟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殖民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因此经常是表现出“强势文明”的优越感，其视角也经常是殖民主义的，例如他同李鸿章、张之洞等会见时多次提出“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这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观点。李提摩太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殖民主义的代言人，这也是他的改革方案和倡议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李提摩太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却有意无意被人们淡忘了，甚至大学历史专业教科书中也很少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希望通过李提摩太回忆录的翻译出版，能够唤起学界对李提摩太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