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写湘西的文字，个性鲜明，耐人寻味：表面的字词极朴拙，但简单的背后，总存有深意。以往，总认为是他刻意经营的结果，读过他晚年自述，才知道，依他的出身，他只能写那样的文字。
他只有小学的文化，做湘西王陈渠珍的文书时，因为长官爱书，他才多读了一些典籍；出道前，他算不得博览群书。然而湘西
毕竟是沈从文，他天分高，有悟性，在无奈中，对方言进行了便于传达的改造。既保留原有的韵味，又让地域外的人能读懂―――他把方言转化成汉人的口语。但究竟不是书面语言，不遵循既定的语法规则，表达的效果，就又蛮荒又市井，又俚俗又文雅，像国语中的“外语”。他的书写，因此就有了自己的个性。
湘西的传奇与独异风俗，再配上这样的“各色”语言，就另类了。
至于他的学生，被孙郁称之为中国最后的一个“士大夫”文人的汪曾祺，也是深知其中三昧，忠实地延续了乃师的余脉的。他把《诗经》以祥的古诗意绪，明清小品的清雅品质，同民俗风物、市井趣味相融合，弄出一个既有丰沛的书卷之气，又有氤氲的平民情怀的书写文体。这种文体，既属于书斋，又属于民间，因而他的文章被广泛接受。这一点，比知堂老人入世，因为知堂的书袋气太重，有拒人千里的毛病；又比废名练达，因为废名太看重个人异趣，故意和常人口味相执拗，便患孤患寡。
所以，汪曾祺一派风雅的背后，底蕴其实就这么简单。
《故里三陈》里陈小手这个人物身上就凸显着汪氏的文体特征。写他作为男人，却有着一双女性般纤柔的小手，且去给军官肥白的美妇接生，就有了诱人阅读的市井趣味；军官像对恩人一样报以重金，且客客气气送他出门，却从背后一枪把他打下马来，就有了小品的内涵。小品是重雅洁的，是重回味的。他这样写，效果就出来了。
巴金的小说，包括他晚年的随笔，细细品味，都有很重的感伤和虚无色彩。长期以来，许多论者都认为那是缘于他早年所受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甚至还包括赫尔岑伤世情怀的熏染。读了《巴金的两个哥哥》，我突然觉得，这些认识都是靠不住的。在这本书里，巴金说――
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因为没钱而死去的，而现在我有了钱还有什么意思？我也不想过好生活。
这虽然是一句平易的话，却有催人泪下的血泪滋味。重新思考，不难发现，人的一生可以经历种种改变，有些因素是从来也改变不了的。其中，血缘、亲情关系，是最不易改变的，因为它是社会关系和人性的基础。一个人，无论如何漂泊、如何奔竞，他最后的回归之处，无非是故里和家庭。家人对一个人的价值认知，往往比社会对他的认可，还令他满足。所以，“光宗耀祖”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狭隘伦理，而是根本的、积极的人性驱动。;
后来的巴金，虽然金钱、地位、名分等等，统统都有了，而且还都是大有；但是最能够欣赏，并与之分享的家人――他的两个敬爱的哥哥却都不在了，他的生命失去了价值认知坐标和根本性动力，所以他说：我也不想过好生活。
他的这句话，让我感伤了很多日子――我父亲是个山地人，一无所有，是自虐一般耗损了自己的身体和心智，才把我成就为一个平地人。我因此就不敢懈怠，暗暗发誓，要用不凡的作为回报他。但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仅仅52岁的年龄就死了，死的时候，他的面相年轻得跟我不分上下。所以，当我有了官职和文名之后，我高兴不起来，每出一本新书，就在他的坟茔上，一页一页撕下来烧。火光中，总是出现他那张年轻的脸。这种阴影，是一直也抹不去的。
将心比心，我觉得巴金的感伤和虚无，不是什么主义的产物，而是生命化的东西。晚年的巴金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因为他不再看重自己的所得，心无羁系，便敢于自嘲，自审，自剖，随心所欲地说话――说真话。
所以，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巴金，不过是一个更重亲情的人！
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跨了两个世纪之后，依然思维前卫，佳篇迭出，可谓艺术之树常青。有人说，丁聪不竭的创造能力，缘于他的天分，他是个千年一出的天才。跟丁聪接触密切的人说，这真是见文而不见人的冬烘之论。他年近九旬，还自称“小丁”，待人接物率真坦直，毫无机心――他的创作激情，缘自他始终不肯长大，始终不肯一息消泯的童贞和天趣。
他自己也说：有天趣的人就是天才。
我相信这种天趣说。人幼时，个个都发天问，个个都有惊人的灵性，个个都有天才之相。为什么长大之后，天分反而就少了？盖怕别人说自己不成熟，便努力遮掩天趣，而皈依“人说”。人说是个什么东西？人说往往是庸常之论、庸俗哲学。
一说话，就要合辙押韵，哪里还有自我言说？一做事，就要循规蹈矩，哪里还有个性施展？
这就是天才消失的真相。
由沈从文、汪曾祺、巴金到丁聪，皆是从小处看大，从简单处看复杂。看来看去，感到世间的事，不过如此。
俞平伯在《中年》里说：人生变来变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男的爱女的，女的爱小的，小的爱糖。
品味之余，我不禁会心而笑，感到他简单得复杂，小得深刻。他所言之小，恰恰是人性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