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见到了该书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张教授对记者说，《中国学术通史》既是对5000多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游戏规则”的探索，它给中国学术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平台。张教授扼要地给记者介绍了该书的主要特点。
首先，50多年来学术界对什么是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一直存在着论争，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三者之间分不清楚，也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甚至有的思想史写的与哲学史差不多。因此，区分三者并分析三者关系就十分重要，只有分辨三者的不同研究对象才能进行学术史的撰写。本书在《总序》中从中国的事实出发，对三者做了界说，这是撰写本书的前提。其次，该书明确提出中国学术“自己讲”、“讲自己”。近代随着西学的涌入，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合法性”问题，中外学者一直有分歧，本书则坚持中国学术“自己讲”。关于怎样“自己讲”，本书分析了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了中国学术史的整体贯通性、学术思潮的时代性，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超越性，“无我”与“有我”的真实性等，从而达到对中国学术的深入体认。再次，写法上,本书将思潮史与学问史相融合，这是鉴于“学案体”的中国学术史虽长于人物与资料的结合，但其弊在以人、派为主，难以打通；常见的“思潮体”的中国断代学术史，长处是阔大，弊在与思想史（广义思想史）分不清；而以问题为纲的学术史，对某一时代学术说得清楚，对学术发展大势则缺乏系统梳理。本书取长补短，确定以学术思潮为纲，以学问为条目，分源别派，纲目贯通。第四，本书依据学术思潮和学问的变迁，梳理出中国学术发展的阶段特征，既是中国学术内在逻辑的发展，又是新时代新思潮的凸显。本书把先秦定为中国学术的原创期，秦汉为奠基期，魏晋南北朝为会通期，隋唐为融突期，宋元明为造极期，清是延续期。明确了中国学术发展的路线图和各个时期的特点。
谈到具体撰写,《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科学部教授陆玉林举例说，先秦诸子的学术创造，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它不但是古代思想与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而且是我们现在思想与文化创新的智慧之源。然而，那个辉煌的时代毕竟离我们太过久远，虽然有汗牛充栋的研究可供借鉴，但有些问题仍难以厘清。因而在撰写《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的时候定下了三条原则：一是尽可能吸收前贤今人的研究成果；二是尽可能客观平实地梳理各家各派的学术，疑则存疑，不妄下己意；三是不盲目追求创新之功，但求免出硬伤之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周桂钿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哲学系副主任李祥俊老师是秦汉卷的作者，他们认为，秦汉学术史是要揭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在秦汉时期的传承发展历程。本书把建立新官学作为秦汉学术发展的主线索，以儒家经学的兴衰贯通全局，既考察儒家经学内部的演变，又考察儒家经学与其他学术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以述、作、用为三条主导线索概括秦汉学术发展的历史，在学术传承与思想演进、学术创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变化关系中，凸显学术史自身的内涵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内容丰富而不烦琐。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既强调历史的演进顺序，又不强求一律，而是以秦汉学术的实际为依据，较为妥善地处理秦汉学术发展中的常与变的矛盾关系。记者还从该书魏晋南北朝卷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孔子研究院教授向世陵处了解到，魏晋南北朝卷的撰著，按玄、佛、道和经、文、史、科7个方面予以展开。在方法上，以“变”为机制研究学术的发展。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认为，随着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学科建制上的定型，文学、史学、哲学三大主干鼎立支撑的人文学观念早已确立，因此，上世纪40年代此种名为学术史的研究已经渐少，50年代以后至80年代，更几乎绝迹。随着人们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深入，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学者对“学术史研究”由最初的感兴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的编选汇集，再到90年代后期因简帛文献出土引起的“重写学术史”的呼声与实践，学术史写作已蔚然形成风气。除这部《中国学术通史》已经出版，此前，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学术史》也已部分面世；还有其他或篇幅较小，或为论著提要，或为断代的学术史著作出版。如果说90年代初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产生于对单一“思想”的阐发，表现为对史料耙梳和文献叙事的重视，那么90年代晚期以来的“学术史通史”的写作冲动，就不仅是追求跨学科的体系建立。以《中国学术通史》的追求来看，其“学术史”的观念和“通史”的写作，应当是对以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不满，是力求以某种整合的形式再现中国思想、学术、知识体系的原生总体，描述其内部的有机联系以及发展历程。这种努力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