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历史为经、文化为纬，以70余万字的
名曰“电影文化史”，对于“文化”的理解势必关乎成书的立意高低。正如作者在引言中称及：“人类精神和理想人性的文化观念，是笔者理解‘文化’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作者不仅关注电影作为舶来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发生、发展态势，更为关注电影与浸润了悠久而独特的中华文明的芸芸众生所产生的沟通与联系。而这些，都是以恪守正确先进的人文观念与道德立场为前提的。作者有意识地引入并实践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K.Merton）所提出的“中层理论”（Middle rangeTheory），一方面力图避免“专门理论”过于细碎化、宏观概括能力不足的缺憾，同时也摒弃“总体理论”沉浸于概念表述、一定程度上同具体文化现象相脱节的弊端。
在本书的第一编，作者详尽研究了中国电影的萌芽时期，电影作为西方文明的化身与新科技的载体对中国民众所产生的多方位冲击，以及中国第一代影人励志以对，涉及文化根基和商业竞争诸方面的种种举措。1905年至1932年期间，不仅是简单意义上本土电影从无到有、从初生到壮大的历时过程，也是民族电影工业体系（如家族运营模式）和本土电影类型（如家庭伦理剧和古装H稗史片）的初步探索与繁荣时期，其中纠结的中西文明碰撞、新旧观念交锋更是中国20世纪前期总体文化态势的直接呈现。由此，在对电影业整体情形的全局把握基础上，作者深入至电影本体内部，就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蕴涵做了精到的分析，并对代表一个时期电影文化观念主流的作品或者具备独特文化体验的电影人给予深入地剖释。无论是“作品中的人”、还是“历史中的人”，作者都将其置于文化的参照系中予以考量，既“入乎其内”，充分还原作者与作品产生的历史情境，又善于“出乎其外”，以科学的、历史的独到眼光回望与提升，凸显文化史与‘普遍的主体性’亦即人类精神和理想人性的有效联通。”
与之同时，作者所努力寻求的，是一种立足电影本体、坚持电影研究立场的电影文化史写作范式。仅此一点，便与既往某些基于文化研究立场上的电影读解拉开了距离。本体立场的坚守、本土话语的张扬以及史学视域的拓展相贯通，有效地避免了观念的刻意强加或过度阐释，也易于更为客观地还原或重塑一个作者或一部作品的独特贡献与应有地位。一个突出的例证即是对张艺谋作品及现象的分析。众所周知，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张艺谋曾被时髦的“后殖民语境”等论调批作靶子，而新世纪以来，张艺谋转向商业片制作后的票房奇迹又被一些评论者指称为“文化人堕落的象征”。对此，本书的态度可谓相当平和，“面向世界的民族特质”、“沉痛忧郁的人文精神”以及“意蕴深广的创新业绩”三方面的论述，不生搬理论、瞎扣帽子，而是从具体作品出发，评价中肯，充分肯定了张艺谋“在把民俗作为老中国的文化象征、在文化与资本之间的商业运作以及在导演品牌的成功营构”等方面的成绩。
但是，坚持写作的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本书对于西方先进理论的引述和运用同样值得肯定。比如，对于电影史生成机制的研究，便借鉴了一些西方文化研究及媒介研究的方法。善于将社会历史语境同电影的文化产业属性相结合，从而使电影及其文化现象有所依托，不至于成为孤零零的个别现象，背离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本书的第三编―――分立的家国梦想―――1949 1979年电影的表述中，作者便深入剖析了政治环境的变革对于两岸三地的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相异文化面貌的深重影响。作者极其敏锐地提炼出“家与国”的概念，“中国内地：以国为家的政治话语”、“中国台湾：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中国香港：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结合大量例证，分析鞭辟入里，从中不难发现某些西方理论思维的印证和回响。
“新的言说”，一方面在于对重要电影现象和电影经典进行新的评判，另一方面也在于发掘银海遗珠，或对某些以往被忽视了的电影现象予以全新的认识。通常而言，后者更能考验著述者的胆识和功力。《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 2004）》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譬如对于孤岛电影的某些评价：史东山抗战电影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追求、“孤岛”电影的商业流脉等等，便是勇除窠臼、新颖独到的见解；再比如对五六十年代香港粤语片以及陶秦、易文、王天林、唐煌等影人作品的读解，对林正盛、张作骥和张志勇等台湾新新导演的研究，在过去内地的研究视野中几乎是空白，本书都予以了相应篇幅。而在本书的第四编―――整合的文化阐发（1979 2004）部分，作者首先花了相当气力对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台湾与香港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予以深入地论证，尤其是对八九十年代引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合拍片现象―――其渊源、过程、成果的梳理―――前所未见。而这一现象就时至目前的研究态势来看，是为电影史论界所忽视的，曾经仅仅被指认为商业行为、随着合拍片90年代中期以后票房下滑、风光不再而鲜有人提及。事实上，合拍片除却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外，对于三地人才的交流、甚至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步入世界影坛都功莫大焉。2004年，随着CEPA协定的正式生效，合拍片（尤其是香港）以一种新的面貌再次唤起人们的关注，回望那段并非久远的历史，无疑可资相当的经验和借鉴。
该书在内地学者的著述中，第一次将香港和台湾电影有机地整合于中国电影的整体框架之中，从而使得作者能以一种更为宏大的视野窥见华语电影的整体面貌，获得某些新的洞见；也易于在“比较”中更为清晰地厘清内地、香港、台湾电影同中存异的文化蕴涵,将内地的港台电影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和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