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莱、塞尔维亚以数十年来，“红星”影响的广泛深远，使它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在《埃德加・斯诺》一诗中，这样赞颂他的名著：“它通过各主要语言 震撼了全世界。后代的青年将会 以感激的心情 诵读他的经典著作 《红星照耀中国》……”
有一部被誉为“红星”的书籍，这颗“红星”的作者，就是中国人民的最真挚朋友，世界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誉满全球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1905.7.19 1972.2.15）。约近70年前，为了解探究当时被全世界称作“未知之地”的陕甘宁红区真相和众说纷纭“谜”一样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克服种种困难艰险，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封锁，作为第一名西方的外国记者，成功地进入中国西北红区，并进行深入考察采访4个月，收集了大量鲜活、无比丰富的写作素材。从而孕育诞生了这部轰动世界的史诗般报告文学经典名作《西行漫记》，它的英文原名是《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
“红星”的不同内容版本与众多外文译本
1936年10月12日，斯诺在陕甘宁红区考察采访4个月后，恋恋不舍地告别陕北红区首府保安。4月下旬，悄悄地返抵离开近半年的北平，回到位于盔甲厂的地处偏僻然而温馨幸福的小家，并在才华横溢、年轻貌美的爱妻海伦・福斯特・斯诺―――他事业成功的忠诚合作者，笔名尼姆・威尔斯―――积极配合协助下，整理素材，孕育构思，进行写作。1937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斯诺在盔甲厂（即崇文门内原泡子河一带，是现在北京站所在地）13号一间小屋里，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夜以继日地赶写完此书原稿。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VictorGollancz）公司出版。由于斯诺以丰富的材料，确凿的事实，幽默风趣而又栩栩如生的文笔，率先向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传奇式经历，以及震惊中外、举世罕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所以书一问世，顷刻轰动，短短几周就发行了10万册以上，一个月内就销售了5版，它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美国版1938年1月3日由兰登出版社（RandomHouse）发行问世，除插图照片外，原书12章内容和英国初版完全相同，该书一个月内就售出12000册，并连印数次。由于中国抗战局势的急遽发展变化，同年7月再版时，正在中国采访战事的斯诺，诚恳地接受了出版社建议，不但对原著12章作了必要的修订，而且增写了第13章《旭日上的暗影》，内容大都是关于战术方面，尤其是对共产党人的著名游击战术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和充分评价，并对中国抗战前途作了富有预见性的展望，因此即刻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第一畅销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发展变化，斯诺对英文原著中个别描写失误或欠妥之处，总是本着严谨求实的精神，不断进行修改、订正并根据实际需要，增补充实一些新的内容。除英国兰登出版社1938年7月再版时新增写了第13章外，以后较重要的修订还有1944年版，1968年版。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期，斯诺于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之间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后，又对1968年增订本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以使其更臻于完美。全书较初版“红星”增写扩充了约1／3的篇幅，这就是有名的1972年的“鹈鹕版”。由此不难看出斯诺对写作所抱的崇高使命感与严肃的责任感以及倾注的心血和精力。不断的订正、修改、充实、丰富，大约也是“红星”经久不衰,魅力永存，常读常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比较不同版本特别是生前最后修订的“鹈鹕版”，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解斯诺晚年对“红星”一书的思想观点，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曲折进程（包括“文革”浩劫）的深切关注和独特见解。随着英国、美国版的相继问世，“红星”一书，不胫而走，风靡各国。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它已陆续被译成中、法、德、俄、西、意、葡、日、朝鲜、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以及印第安方言等数十种文字出版，广泛流传，驰誉全球。在中国，近70年间，它以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等多种版式和《红旗下的中国》、《长征25000里》、《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等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译名，穿越时空，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绵延流传。在高达数十种书名不同、内容相异的版本中，颇有特色和意义的当首推以下几个版本：1、《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1937年3月北平秘密出版。2、《西行漫记》，胡愈之、林淡秋、梅益、王厂青等12人集体承译，上海“复社”1938年2月10日初版。3、《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史家康、顾水笔等6人合译，启明书局民国38年6月新一版。4、《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吴黎平整理定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5、《西行漫记》（副题《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
如今，《西行漫记》不仅在中国已是几近家喻户晓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它还成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重要必读著作，也是世界各地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
美国人士眼中的“红星”
《红星照耀中国》在作者斯诺的祖国出版后，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引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获得舆论界的一致好评，为斯诺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同时也为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架起了一座长虹般的彩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拉铁摩尔称赞“红星”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呵！”斯诺前妻、《续西行漫记》作者海伦・斯诺说：“埃德的书代表了当时整个世界所需要的那种信息。”因此它一问世，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美国学者肯尼思・休梅克说：“红星”是“一本题目正确、内容正确、出版时间也正确的书”。正像当年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后来所说，它“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美国作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彼得・兰德说，“红星”对美国人就像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一样，“斯诺技巧高超地在把中国和美国平行地联系起来，譬如他称毛泽东为‘林肯式’。……他描写红色区域的方式，能让任何美国人都能理解，他就像整个旅行的一个导游”。唯其如此，许多慧眼独具、卓有识见的书评家，当时就纷纷撰文盛赞“红星”和斯诺。他们说：“仅长征就使该书成为本年度最伟大的冒险著作”；与斯诺笔下艰若卓绝的红军长征相比，它“使古希腊历史家笔下的色诺芬的英雄们相形之下缩成了巧克力做的士兵”；“红星”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斯诺是“西方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他“建立了本世纪一位记者单独做到的最伟大的功勋”。
据有关学者调查表明，美国人民对中国人的印象了解主要来源于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和斯诺的“红星”。前者是所谓描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风俗；后者则使西方人第一次知晓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和革命斗争。连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女作家赛珍珠本人也赞叹说：“红星”中“非凡记述的每一员都富有意义。”“红星”的传播，使许许多多外国人士都感到对于“中国的性格，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数十年来，“红星”在美国一直畅销不衰。6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博士说：“无论是作为历史的记录，还是作为发展趋势的预示，这部书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是埃德加・斯诺的光荣。”70年代初，斯诺逝世后，美国《时代》杂志载文，赞誉“红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罗斯福总统与“红星”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8年初在美国出版后，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在这种氛围中，也引起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关注和兴趣。在内政部长伊克斯的建议下，他于百忙中抽暇读完此书，并很快成为一个“斯诺谜”。
1942年2月24日下午，罗斯福于白宫主动召见斯诺，并流露出妒羡的目光，与这位能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周游采访的名记者畅谈了约一小时。斯诺后来在《复始之旅》一书中，以愉快的心情回忆起这件往事。他说罗斯福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过《红星照耀中国》，我知道你，很想同你交谈。其后，罗斯福总统在二次大战期间于日理万机的紧张公务中，又于1944年5月26日和1945年3月3日两次接见斯诺与之亲切交谈。其中不少内容是涉及对华政策―――即美国政府应怎样“支持”蒋介石政府，同时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并给八路军以具体有力的援助―――的至关重要的大计方针。
据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记述，罗斯福总统曾询问过他许多问题，如：“为帮助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政府―――我们能做些什么？”“对蒋介石其人的印象如何”，“中国共产党是否旨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像当时某些人所说的‘只是土地改革者’”等等。斯诺则坦率、诙谐、真诚地一一作答：“中国工业合作社是唯一能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掌握的地区都施行的战时组织”，“蒋（介石）恐怕不太令人喜欢”；“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长远目标是共产主义”。到了1945年罗斯福已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增长壮大，他告知斯诺：“将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给中国共产党以直接帮助。”斯诺曾直率地向总统发问：“我们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吗？”罗斯福当即昂起头来有力地回答：“是的，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继续这样做下去，直到把他们合在一起。”由此可见，由于阅读了“红星”，罗斯福总统这时不仅已把斯诺看成是精通中国问题的专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已将其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特殊“参谋”和“顾问”；至于其亲近融洽程度早已打破一般国家元首和新闻记者的界限而近乎无话不谈的挚友了。形成这种非同寻常的“友谊”的媒介则是起源于报道中国革命实况的报告文学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尤为有趣的是，据说总统还亲自推销过斯诺的著作呢。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位打破惯例，作为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唯一蝉联四届的总统罗斯福，不久因患脑溢血突然辞世了；因此斯诺不无惋惜地说：“所有关于华北登陆以及与延安进行重大军事合作的议论，便倏然消失，我们的一切援助都投入支持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的大赌注中了。”
毛泽东主席与“红星”
人们知道，报告文学是近代方才崛起的一种新颖别致的特殊文学体裁和样式。它的诞生与盛行迄今不过百年左右历史。由于它能直接迅速及时地反映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形象真实地体现鲜活跃动的时代脉搏，所以深受群众欢迎，拥有千百万读者，产生过许多光辉夺目名满全球的世界级报告文学大师，如：约翰・里德、基希、斯诺等等。同时，它的兴起和发展与世界各地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与革命斗争也有某种密切关系。
同样，“红星”―――这部被誉为“二十世纪一个古老民族用血与肉写出来的史诗”般报告文学惊世之作，促使各国人士和传媒转换视角，从关注欧洲到聚焦亚洲，并从遥远的地平线上看到了东方新中国的雏型与曙光，不仅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成为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光辉杰作，也是国际报告文学史上又一座巍峨壮丽的丰碑！
人们熟知，毛泽东主席与“红星”一书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很深的因缘。1936年7月中下旬他在保安窑洞不仅接受了斯诺所提各种问题的采访，长谈十几个夜晚，而且还应其请求亲切坦率轻松地回忆了自己的革命经历，这就是第一次向外部世界公布的《毛泽东自述》―――在“红星”一书中列为第4章，标题十分朴实：《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它与第5章《长征》，构成名著“红星”一书的骨骼与灵魂。这不仅大大充实丰富了该书的引人入胜的内涵，而且增加了历史厚重感与诱人的传奇式魅力。
毛泽东不仅珍藏了“红星”雏形本北平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1938年5月撰写《论持久战》时，援引书中斯诺忠实记述他当年的谈话；而且其后还阅读过《西行漫记》全译本，并给予很高评价，热情赞扬这部书是“外国人报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陕北边区时，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把斯诺介绍给大家，再次肯定“红星”正确地报导了中共的政策和他本人的观点，热情地赞许他“写了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不顾迫害和阻挠，曾三次成功访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出版了《今日红色中国》（即《大河彼岸》）等专著，继续向美国和世界报导中国的深刻变化和巨大成就，为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与世界的友好合作铺路架桥，不遗余力。因之，他因癌症于1972年2月15日不幸逝世后，毛泽东在给其家属的唁电中高度评价道：“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红星”在世界各地闪耀
当日本军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残酷统治，对外疯狂推行侵略战争的时期，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为能借到“红星”这部“奇书”的英文原版而无比喜悦，他在致友人信中说：“我在阅读过程中，再三掩卷落泪……像我这样落魂如残骸朽木的六旬衰翁，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获取些力量。至为喜悦。”他坚信，经过十年内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磨炼考验的英雄红军，将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所无法战胜的。在日本，1946年初出版了“红星”前半部的日文版，1952年终于出现了“红星”1944年修订版的完整日译本；1975年，由日本著名女作家松冈洋子译出的“红星”全译本，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曾风靡一时，被重印了十多次。
二次大战结束后，“红星”就在日本与朝鲜的知识文化界广为流传。许许多多学者、外交官、新闻记者与广大青年学生都争相阅读过原版英文本。在汉城，1958年出版了朝鲜文译本，数十年间，长销不衰，被
一次次反复重印。在印度，当年许多青年学生以“红星”作为思想武器发动广大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年轻优秀的柯棣华大夫就是受到“红星”的启示毅然来华支援中国革命斗争的。在缅甸，德钦人游击队还专门以“红星”作为农村游击战的指导。同样，在马来亚的丛林中，游击战士从“红星”中汲取精神力量，学习了战术方法。
在上世纪40年代，当苏联反对纳粹德国进犯的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红星”也得到广泛的流传。1943年春，斯诺曾采访了一支森林游击队的3名女战士，她们原来都是高中生，当被询问怎样学会与纳粹分子战斗时，一位名叫莉沙的答道：“我们从一部叫做‘红星’的书里学到一些主意，”“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里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自然，她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正是撰写“红星”的作者―――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和著名作家斯诺。
许多外国友人因阅读“红星”而改变了自己生活道路和人生轨迹。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1936年夏在美国洛杉矶一次会议上曾受到陶行知的邀请，表示愿意来华。他后来在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为什么要下定决心前来中国参加抗战时，曾动情地说过：“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红星”在英、美的出版与流传，还曾经迅速掀起一股强有力的声援中国抗战的新浪潮，三四十年代之间，大批的记者、作家、教授纷纷排除阻挠，不畏艰险地分别涌向中国陕北、华中和华北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和报导，顷刻形成了所谓中国的“红区”热。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佳作犹如雨后春笋般随之诞生，其中除人们所熟知的海伦・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这三位杰出女性的优秀作品外，还有詹姆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哈里森・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又名《北行漫记》），英籍德国人G・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等，真是各具特色，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数十年来，“红星”影响的广泛深远，使它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在《埃德加・斯诺》一诗中，这样赞颂他的名著：“它通过各主要语言I震撼了全世界。后代的青年将会I以感激的心情I诵读他的经典著作I《红星照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