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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谨: 大学教育艺术缺位

2005-08-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1956年院系调整之后,戏剧基本上离开了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变成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课程里的一部分。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在整个学校教育里面,几乎没有戏剧的内容,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傅谨教授忧心忡忡地说。

事实上,不仅仅是戏剧。

音乐、美术、舞蹈等各艺术门类在我们整个高校课程体系,乃至整个基础教育体系中,日渐陷入一个可有可无且日趋缩小的尴尬境地。

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爱因斯坦语),艺术则是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本原。“美感经验和科学经验是感知万古长青的世界的两条道路”。时间久了,我们是否还会记得回家的路?

 (傅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高校领导很难重视公共艺术学科建设,这是因为整个高校的评估体系里面,几乎不包含艺术教育的成分。

●长期以来在各高校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艺术爱好者,专业艺术人才与公共艺术教育脱节,艺术教育队伍的建设的确存在问题。

●世界上许多有影响的大学都会有艺术方面的公选课,这些公选课基本是由艺术院校或系科的老师来承担。

●美国的大学普通都会要求学生必须有两个艺术方面的学分,要求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有两到三个艺术的必修学分并不过分。

●艺术理论的发展迅速,但极左时代形成的教条还在束缚禁锢着我们的艺术观念,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现在主持编教材的那些人思想还是基本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的理论框架。

模仿应试教育来进行素质教育的迹象

记者:您曾经表示,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在整个学校教育里边,几乎没有戏剧教育的内容,这在世界上非常罕见的。这是否是您主编这套书的初衷之一呢?

傅谨:因为我自己做的是戏剧研究,所以对这方面教育的缺失感受更深一些。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除了专业院校以外,我们的学生都没有戏剧的课程。即使有很少一部分戏剧的内容,也是被当作文学来读的。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整个艺术教育如音乐、美术、舞蹈等在我们的国民教育里都是非常薄弱的环节。通常人们都以为是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使艺术教育被压在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非常小的空间之中。其实不仅仅因为应试教育,比如说,大学并不存在这个背景,但艺术教育仍然单薄,一方面是我们的教学体制过于强调功利性、实用性的学科,另一方面,人们对艺术的功能和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

我想到主编这套《艺术教室》,确实是想着要为艺术教育的普及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但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来发生了变化。我个人并没有能力去改变大学里艺术教育缺失的现状,但是,当这种状况有所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很多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艺术系科时,我希望能为这一变化添砖加瓦,我觉得主编这样一套书值得一做。大学里的素质教育开始加强,公共艺术教育开始加强,这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教材的缺乏。专业艺术院校并不缺专业教材,但它们适宜于专业教育,但并不适宜于素质通识教育。

记者:诚如您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后,艺术教育迅速升温。对这股热潮您如何评价?艺术课程怎样才能被重视但又不流于形式呢?

傅谨:其实,随着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政府和社会对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艺术得到重视的同时,也出现了模仿应试教育来进行素质教育的迹象。素质教育不能只演变成给学生的书包里增加几本素质教育教材,或者,把艺术教育看作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学科,为了考级而学,为了考高中、大学,靠艺术方面的成绩可以特招、可以降分而学,这就完全背离了艺术教育的本意。长期的应试教育思维很快影响到升温中的艺术教育领域,说明整个社会对艺术的功能、对艺术教育的意义,认识还有待提高。

人们过分强调艺术领域知识和技术的传递的价值。然而,对艺术来说,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提升,人格的养成。这是艺术对于人的真正意义。会背很多画家的名字也许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但对我们人格的养成毫无作用,一个人的生活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情感不会变得更加细腻,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可能还是和原来一样。只有真正去了解艺术,感受艺术的魅力,更深更近地接触艺术,才会让我们心灵世界发生变化。

作为边缘课程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

记者:那么,具体到目前国内大学艺术教育的现状,您如何评价?

傅谨: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教育,非常可喜。但应该说艺术教育是很不均衡,而且远远不够。现在的艺术教育都是各大学的公共课教研室或由它演变成的艺术中心承担,给学生们上一些公共课,而且这些公共课未见得成为必修课。我是觉得,无论是哪个学科的学生应该修艺术,读大学的过程中应该有两到三个艺术课的学分,我觉得国家对高等教育可以有这样一个规定。

记者:作为通识教育的艺术教育现在我们的高校当中,虽然已经走在了选修,或者更远,比如必修的道路上,但很多时候,它在高校的课程体系当中,只是属于一种边缘课程,校方不重视,评职比人低,待遇不佳,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您对高校公共艺术学科的学科建设现状如何评价?

傅谨:很多都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为什么高校领导很难重视公共艺术学科建设,这是因为整个高校的评估体系里面,几乎不包含艺术教育的成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在各高校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艺术爱好者,艺术教育队伍的建设的确存在问题。以前全国艺术院校只有很有限的几所,培养的目标就是艺术专业人才,有限的毕业生几乎都去从事专业创作或专业教育了,当然不可能到大学中从事公共艺术教育。另外,整个艺术教育体系对公共艺术教育并不重视。

当然也要看到,最近几年来由于大学艺术教育的升温,很多高校开始建立专业艺术系科,我国现有500多所院校建立了专业的艺术系科。但是这些系科建立后又和公共教育剥离开了。清华有了美术学院,但清华美术学院的老师不是给清华大学的工科学生上美术课的。北大成立了艺术学系,艺术学系的老师也没有给一般大学生上公共课的义务。普通大学生的艺术公共课仍然只能由学术学校的公共教研室承担。专业艺术人才与公共艺术教育的脱节,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想法,也在具体筹划,希望通过一种途径,能给全国各高校从事戏剧方面、尤其是那些上戏曲公共课的教师做系统的培训,使他们从一般的艺术爱好者和戏迷渐渐成为专业、至少是准专业的艺术教师。音乐、美术、舞蹈等各艺术门类的公共教育,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有效提高公共课授课的质量。当然这种方式通过教育部有关部门来组织实施是最好的。

师资、教材、课程哪里来?

记者:我们优秀的老师都去做专业研究去了,却没有优秀的老师在面向全体大学生素质提高的公共课上授课。就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的大师比如鲁迅、朱自清等,都是给初进大学校门的一年级学生授课,但是我们现在的博导几乎就没有给本科生授课的任务了。这种现象是不是合理呢?

傅谨:大学的体制决定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在大学里是最受尊敬的。一所大学之所以会有影响,是因为有学术大师,而大师肯定是因为从事专业研究才拥有其学术地位。这就是大学的特点。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们希望有最优秀的老师给大学生们上公共课,但这还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不可能让最优秀的人做最基础的工作。这不符合艺术规律和经济规律。

说到公共课,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教公共艺术课程的老师如果做出优秀的科研成果出来,他照样可以评职称,未必不受重视。问题是,我们优秀的、一流的人才总是留在专业教研室里,而将专业水平较一般、甚至通过非正常每个人途径进来的人安排在公共教研室,他们的研究能力就会有差别,在待遇和职称方面难免落后,这种现象要客观看待。

我现在希望的,只是能够改变大学艺术公共课由业余爱好者来教这样一种状况。我想,现在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院校开办了艺术专业,这些系科的毕业生不可能都成为专业创作人员,若干年后,应该会有一批人充实到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中去。当然,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共艺术教育的师资认证的问题。

记者:一个学科,除了师资的建构外,课程设置体系和教材体系也非常重要,您对公共艺术教育这两方面的建设如何看待呢?

傅谨:我认为,稍大一点的大学,它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应该涉及到各个大的门类,如音乐、戏剧、美术、影视、舞蹈,给学生充分选择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最理想的状态,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学都设置相关艺术门类的专业系科,由这些专业系科给非专业学生开设公选课程。要完全通过公共艺术教研室完成这个任务是很不现实的。

世界上许多有影响的大学都会有艺术方面的公选课,这些公选课基本是由艺术院校或系科的老师来承担,而没有公共艺术教研室。他们有很多开放的课程,这些大学的美术系或戏剧系等等,有大量的专业课程,也有向全校学生开放的公共课程,任何学生都可以修这里的学分,美国的大学普通都会要求学生必须有两个艺术方面的学分。当然,短时期我们的大学还很难做到这点,充分发挥公共艺术教研室的作用,仍然非常必要,但我想这应该成为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

说到教材方面,目前急需有一些、而不只是一种两种,包括各大门类艺术、同时又是面向普通大学生的通识教材。一直以来,图书市场上既有艺术研究人员给专业院校编的教材,也不乏针对普通读者的普及读物,但没有专门给大学生编的通识教材。大学生的知识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的理解力比一般公众要强,一般的普及读物对他们是不合适的;但是专业教材对他们来说也不合适,所以有必要专门针对这些非艺术专业的大学生编写教材,我做的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教材的作者选择也很重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观念在不断地变化,艺术理论的发展迅速,但极左时代形成的教条还在束缚禁锢着我们的艺术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许多优秀的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并没有转化为教材,成为公共艺术教育的核心资源。这是因为现在主持编教材的那些人,基本上还是20世纪80年代主持编教材的人,很多人的思想基本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的理论框架。教材需要稳定性,不能随着理论新潮一日三变,但我们不能在极左时代形成的理论教条被扬弃了二十多年之后仍然用这套东西教育大学生,尤其是在公共艺术教育领域。读者们会看到我们这套书的作者很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优秀的中青年作者,尤其是成熟的中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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