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人物能否进入文学史，在文学史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首先应该取决于他的文学建树而非政治立场。
・文学论
争的作用被夸大化，文学历史被简单化，有的文学史简直变成了文艺思想斗争史。
・相对于历史本身而言，即使是一个有效性较强的框架，也往往容易遮蔽文学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譬如社团流派。
・迄今许多著作都把左翼文学称为30年代文学主潮，事实果真如此吗？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各类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超过220种。早期可以见得出学科初创的艰辛与稚嫩；70年代末至80年代，显示出思想解放带来的拨乱反正、突破创新；90年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显示出学科走向成熟的稳健步履。回顾80余年的现代文学史编撰历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有种种遗憾应该在今后的编写中予以弥补。
文学史作为一门历史，应该生动地反映历史原生态。作家、批评家、翻译家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创作与个人生计、文化市场、社会生活的关系怎样？譬如张恨水最初为了生计而同时赶写多部长篇小说，当其作品在大江南北走红之后，用稿费在北京买下了一个包括大小七个小院的大院落；而到了抗战期间，他迁徙到重庆，只能栖身于漏雨的茅屋。更不幸的是邹韬奋、萧红、王鲁彦、朱生豪等，在日寇点燃的战火中受尽病痛的折磨，最后不治而逝。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迥异于古代文学，往往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那么，与现代文学关联密切的报纸、杂志、出版社主要有哪些，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起到了哪些作用？现代文学史上有哪些活跃的社团流派与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表现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内涵与精神风貌？现代文学的读者群有怎样的规模与类别，现代文学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社会效应，譬如对国语的影响，对写作水平的影响，对社会心理与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文学史著作应该提供活生生的历史原生态，使读者通过阅读，了解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事实，留下鲜明的印象。
历史纷纭万象，不可能都进入叙述，这里就有一个遴选的标准问题。相当长时间里，作家立场甄别是文学史编述的一个基本原则，诸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张爱玲等人，因其自由主义立场，或是评价大打折扣，或是回避不提。而像胡风、冯雪峰、丁玲等左翼作家，本来在50年代初的文学史建构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是一旦他们在政治旋涡中失势，在文学史中的身份与地位便立即发生了逆转。文学史不能不涉及政治因素，宏观如文化政策、审查制度、政治事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微观如作家的政治身份、政治态度对其文学活动的作用，但文学史毕竟是文学史，一个历史人物能否进入文学史，在文学史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首先应该取决于他的文学建树。譬如王国维对于新文学的先驱作用，不能因其保皇党的政治身份而被抹杀。戏剧活动相当活跃的张道藩，也不能因其当过国民党高官，就对其视而不见，或者只是给他勾勒一幅观看《赛金花》时火冒三丈、往戏台上扔痰盂之类的漫画形象。而有些左翼作家创作成绩并不突出，只是由于左翼身份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被人为地放大。
把文学问题归结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政治问题，这是两军对垒、生死搏杀的战争思维方式。在那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文学论争（或者称为文艺界的思想斗争）的作用被夸大化，仿佛文学发展的动力端赖于此；文学历史被简单化，有的文学史简直变成了文艺思想斗争史，只见“文艺战线”刀光剑影，不见文学天地气象万千；历史人物被脸谱化，白脸红脸一目了然，多重性格多样建树则被一笔抹杀。其实，文学论争不过是文学发展中不同文学观念的矛盾冲突而已，并非所有的文学观念都有政治背景，都有明确的阶级属性。有些文学观念，是超党派、超阶级、超民族、超地域、超时代的，不能简单武断地将其归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梁实秋的人性观曾被当作“买办资产阶级的论调”而大批特批，殊不知这种定性是多么的滑稽可笑。文学论争固然有助于不同观念、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融汇，进而推动文学的发展。但文学的进步归根结底有赖于创作实践。文学发展的标志不是文学论争，而是文学作品，能否入史、臧否褒贬、评价高低的主要凭据应是创作与批评的实绩，而不是论争的立场，评价的标准应有历史的眼光（是否有益于社会进步）与宽容的态度（公平地看待不同风格）。
文学史叙述总是需要一定的框架，框架的设定应该从历史实情出发，而不是从先验的观念出发。80年代以前，现代文学史被描述为新文学史，创作量与发行量巨大的通俗小说被排除在外。这种情况近年来始得纠正，有的文学史将通俗小说与新小说、新诗、散文、话剧在章节的设定上给予相同的“国民待遇”，有的小说史还为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单独立章，更有专门的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问世。但旧体诗词仍被视为另类，绝大多数文学史著述除了述及鲁迅、郭沫若等生平思想时偶有征引之外，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体是不予理会的。实际上，许多现代作家都擅长旧体诗词创作，如柳亚子、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朱自清、俞平伯、老舍、张恨水、臧克家、顾仲彝、施蛰存、芦荻、聂绀弩、端木蕻良等，另外，还有一些政治家与学者也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如毛泽东、董必武、陈毅、冯玉祥、张学良、苏步青等。旧体诗词的创作不仅显示出传统文学的强大生命力，而且透露出现代人幽深的内心世界。
相对于历史本身而言，任何叙述框架都有局限性，即使是一个有效性较强的框架，也往往容易遮蔽文学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尽量减少框架的负面性。譬如，社团流派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叙述框架，但有些作家个性鲜明，或是无法纳入社团流派中去，或是社团流派的整体风格不能代替其个体特征。文学史叙述不能为了框架的整齐划一，而牺牲作家创作个性的多样性。
既然是历史叙述，就不能仅限于提供丰富的历史事实，还应该梳理出历史发展的线索，对文学现象做出分析与评价。如果说选择本身已经能够见得出编著者的历史态度的话，那么，梳理与分析评价更能显示出编著者的历史眼光。在这方面，实事求是应该成为基本准则，但这一准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譬如，迄今许多著作都把左翼文学称为30年代（文学史上通常指1927 1937年）文学主潮，事实果真如此吗？当时，左翼文学确实十分活跃，有左翼作家联盟及其分会，有鲁迅、郭沫若、茅盾、洪深、田汉等知名作家，有《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有《子夜》等影响广泛的作品，并且一些非左翼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品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左翼文学当时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也缘于其政治背景的需要，不能不大造声势，若论声势，左翼确实相当可观。但是，确认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主潮，主要凭借的不应是声势，而应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建树及其影响。30年代，非左翼的民主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无论是作家阵容与地域覆盖面，还是理论建树与创作成就，都不比左翼思潮逊色。从刊物来看，《新月》、《现代》、《论语》、《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大公报・文艺》等，虽然也发表左翼作家作品，但总体来看，仍属于非左翼刊物；从代表作家来看，小说方面有叶圣陶、许地山、张恨水、巴金、老舍、李?人、废名、沈从文、师陀、萧乾、施蛰存、穆时英等，戏剧方面有曹禺、李健吾等，诗歌方面有徐志摩、闻一多、冯至、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朱湘、方玮德、戴望舒、卞之琳等，散文方面有周作人、林语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陆蠡等，理论方面有梁实秋、朱光潜等，其阵容、成就及影响，无疑要超过左翼。诚然，左翼文学在社会解放题材的幅度与深度及文学大众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显著的贡献，但从整体上看来，30年代文学基本上还是沿着五四文学开辟的道路向前推进，人性解放、个性解放与国民性剖析占主要地位。即使抗战爆发，民族解放成为时代大潮，堪称经典的作品大多还是出自上述主体题材。1949年以后的文学格局固然可以追溯到始于20年代后期的左翼文学，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不能用1949年以后左翼的升帐挂帅来“追认”30年代的左翼主潮。如果一定要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寻绎出一个主潮的话，那么不妨说左翼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共同构成了社会解放与个性解放交织并进的30年代文学主潮。
文学史固然要关注制约文学发展的社会生活与文学所表现的社会文化内涵、精神世界，但既然是文学史，就不能写成社会史、文化史与思想史。现代文学史应该点出经典作品的神韵所在，说出现代文学较之传统文学在艺术形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增添了哪些新质，较之同时代外国文学显示出哪些民族性特征，现代文学在艺术上存在哪些问题，等等。文学史叙述的笔墨最好也应该有一点文学色彩，通史在司马迁笔下尚且能够写得有声有色，文学史为什么不能有一点文学色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