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林语堂在德国留学的资料，他的《八十自
1921年林语堂从美国辗转法国来到德国之后，先是在歌德的故乡―――大学城耶拿（Jena，林语堂在自传中译作“殷内”）攻读文学。“不久之后，我就因为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重镇，而被它吸引住了。Siebold的语言学是很杰出的。他曾发明了一套方法，用声调去分析一本古籍。我又读到Passy的语音学，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书。这些都与分别中国古音的‘等韵’研究有关。分别古韵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这要根据陈兰甫和黄季刚的根本研究入手。不过清儒王念孙、段玉裁，还有近来瑞典的学者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从这一段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林语堂之所以去莱比锡，是因为那里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重镇”，他想用Siebold以及Passy新的语音学方法重新梳理、研究古代汉语的音韵。因此他选择了《论古汉语之语音学》（ZuraltchinesischenLaut鄄lehre）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在谈到他的导师孔拉迪时他写道：“在莱比锡大学有一位中文教授（Con鄄rady），他的文言很可以，但是读现代中国的报章杂志却有困难。他开了一门泰国文法，班上四、五个学生。我觉得德国人遇事讲求彻底认真，居然有学生精研泰文文法。Conrady博士认为有一位从北京大学来的我这位同事，颇以此为荣，因此对我热诚欢迎。中国研究室的中文书真是汗牛充栋。我也能够从柏林借到中文书。那时我才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音韵学。不久，我就沉迷在《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尤其是《皇清经解序编》，这都是满清末叶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刻的。”孔拉迪是德国汉学界著名的莱比锡学派的创始人，他以普通民族学和世界通史的方法研究上古中国历史，在莱比锡建立了以上古中国语言文化为主的汉学专业。1908年10月，蔡元培入莱大，就是由孔氏介绍的。林语堂的回忆透露出了几条信息：其一，孔拉迪教授尽管文言很好，但此公的现代汉语比较差，读不懂中文报刊。这实际上也说明了当时德国汉学界的研究重点所在。其二，孔教授的研究范围很广，竟然研究泰文文法。因为东亚学的研究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其三，孔教授欢迎从北京大学来的林，并“颇以此为荣”。其四，从这时起林氏才正式开始认真研究古代汉语的音韵学，不过从他所列举的书籍来看，都是国学的内容。
从后来孔拉迪给林语堂的成绩和评语来看，林氏所谓“我觉得德国人遇事讲求彻底认真”的感觉完全是正确的。已故的德国汉学家哈尼施（ThomasHarnisch,1952 2003）在莱比锡大学的档案馆里找到了这份鉴定，写出了“汉学的疏漏―――1945年以前中国留学生对汉学的贡献和推动”一文。
哈尼施在莱比锡大学没有找到林语堂的这篇博士论文，而且在该校汉学系也未发现任何一个样本。后来我在波恩大学以及其他几所大学的汉学系图书馆也均未发现这本论文。因此我们对于这篇论文的了解仅限于两页纸的摘要以及孔拉迪教授的评语。孔拉迪在鉴定中写了如下的评语：基于林语堂在文体上，这里指的是在论文中所用德语的错误以及各种疏漏，只能给林氏的论文以2分的成绩。按照传统的德国大学规定，及格以上的论文分为四等：0.5=e鄄gregia（优秀），1.0=valde（良好），2.0=laudabilis（好），3.0=idonea（勉强通过）。依据孔拉迪的说法，尽管林氏知道一些西方汉学界所出版和发表的有关古汉语语音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在他的论文中显然忽略了这些文献。这显然犯了在德国做论文的“大忌”。林语堂是在写论文的时候由于时间的压力而造成了这个疏忽，还是另有原因？对此他本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没有做出过任何解释。
哈尼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孔拉迪评语的另外一个视角。他认为，在当时，由于对中国学者的普遍漠视，德国汉学界是带着偏见来看待中国人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孔拉迪评语的弦外之音是“他本来就不大相信一个中国人能完成这个题目”。这样的声音并不奇怪，就是我在德国汉学系就读的几年前，依然有某学者发表“汉学只能用中文以外的语言来进行研究”的奇谈怪论。正是这种偏见可能导致中国学生的研究成果，比如林氏论文中的观点，没有得到学界公正的对待和接受。
其实中国人对许多汉学名著的诞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从这些著作前言中的感谢辞中可以略见一斑。因为从文献的阅读和理解方面，很少有汉学家能够超过中国学者的。前些日子来我们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做客的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教授就半开玩笑地说：中国学者一天读的书，等于汉学家读一年的。我觉得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了中国学者对汉学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并且这种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留学生，1999年桑兵教授出版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就对欧美、日本汉学界著名学者跟中国国学大师们之间的交往做了钩沉与梳理，可以看得出，这种交往对国外汉学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形成，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回过头来再看林语堂的那篇博士论文，我们可以从那篇指责其论文语言方面欠缺的评语中推断出，林氏的论文本来只需要认真地从头到尾修改一遍，便可能成为一部成熟的著作而得以发表。实际上，今天在德国所能发表的博士论文也并非都是上乘之作。因为有像PeterLang这样的你只要拿钱，我们就帮你发表的出版社，使得大部分论文得以出版。但是林语堂在德国的时代并非如此，在德国出版论文者寥寥无几，自然也没有多少与此相关的书评，中国学者在德国汉学方面的影响当然也就微乎其微了。另一个原因是，林语堂在1923年4月提交论文之后，同年夏天在完成博士口试考试（Rigorosum）的当天就离开德国，前往威尼斯，经意大利回国了。在分析林氏仓惶离开德国的原因时，哈尼施认为，林氏和夫人廖翠凤对德国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们之所以辗转到德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战后德国马克贬值，而对持有其他硬通货币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德国的物价低廉。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离开之前，由于手头拮据，夫人不得不变卖家传首饰。这难免在他们心里会造成被欺骗的感觉。此外，一位德国妇产医生告知廖，她将无法生育。而后来这个诊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从这些不太好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两人多少是以逃避的方式离开德国的。实际上，由于当时廖翠凤已怀孕，而他们在德国又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因此决定赶快回国分娩。
林语堂的这篇论文未能在德国出版，也因此没能在当时为学术界所了解，从而引起应有的关注，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实际上，在德国原本是可以接受他论文中的基本观点的。1923年9月林语堂回国后即“从事重新发现我祖国的工作”，可见他是想用西方的方法重新整理国故。任北京大学英文语言学教授以来，林氏除了讲授文学批评课程外，还教授音韵学原理，并且在这一时期一直到30年代初撰写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有关语音学、音韵学的论文。这其中有1923年发表的批判高本汉（当时译作“珂罗倔伦”）《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构拟学说”的《珂罗倔伦考订切韵韵母隋读表》、1933年收入《语言学论丛》中的《闽粤方言之来源》等。这些研究都是与他的博士论文有关系的，是林氏对这一研究领域兴趣的延续，而且这些文章之所以能在中国学界引起反响，主要是因为他能熟练运用西方的语音学方法，并且通晓西方汉学文献的例子。实际上，尽管历史比较语言学在19世纪中叶已形成，并且在19、20世纪之交，就已经有了一批取得过很高成就的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者，如艾约瑟（J.Edkins）、商克（S.H.Schaank）等人。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在中国并没有引进这些学说的社会条件，晚清学者实际上根本不会注意西方学者所取得的成就。直到“五四”以后，新一代中国学者才将眼光投向了欧洲。正是对高本汉、商克、马伯乐（H.Maspero）、钢和泰（A.W.vonStael Holstein）等人学说的引入，才引起了中国音韵学的革命，而这其中林语堂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哈尼施在文章的最后指出：“认为中国学生学术论文微不足道可以看作是德国汉学界的疏漏。今天，我们无法补救当初对中国学生学术论文的漠视，因为当时提出的研究成果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过时了。然而，也许我们值得花一些精力，反省一下人们当时所持的偏见。这样也许我们就不会再一次犯同样的错误，忽视和漠视中国学者提出的问题了。”我想这样的提醒对德国乃至西方今天的汉学界来说也并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