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把巴别尔和博尔赫斯作比较的努力让读者感到更为新奇：表面上是让博尔赫斯生下了他“精神上的父亲”，但更常见的则是，对巴别尔的阅读会让我们改变对博尔赫斯的看法。
《骑兵军》无论以哪种语言出版，多半会在那个国家的读者中引发一阵热潮，并且巴别尔的日记也会在短期
《骑兵军日记》在我国的出版才3个月，各方面的评论笔者已看到一些。有人认为《骑兵军日记》的独立性很强，比《骑兵军》“更好看”。也有人愿意把《骑兵军日记》当作小说《骑兵军》的素材，在两者的对比中来发现作者构思小说的过程。这两种读法都是可取的。其实还存在着更多的读法。比如说，哈罗德・布鲁姆把《骑兵军日记》看作是“大屠杀文学的先驱”，并认为“效果比我读过的任何大屠杀文学都要强烈。”从巴别尔在屠杀过程中总去竭力发现那些侧面细节就能知道这种新奇读法不仅站得住脚、而且是极具想像力和启发作用的。比如巴别尔无情地写道：“可怕的真相――所有战士都患了梅毒。”还有：“而最要命的是，这个小镇前所未有的美人生养在了犹太人家。”甚至用军队到来之前的宁静来反衬战争的惨况：“1820年的法文通信，‘我的小英雄刚满七周’，老天，谁写的，写于何时……”另外，布鲁姆把巴别尔和博尔赫斯作比较的努力让读者感到更为新奇：表面上是让博尔赫斯生下了他“精神上的父亲”，但更常见的则是，对巴别尔的阅读会让我们改变对博尔赫斯的看法。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在巴别尔身上所折射的光反射回博尔赫斯那里，并形成了后现代文学的光晕。
在此我愿意奉献另外一种阅读的方式：那就是把巴别尔的《骑兵军日记》和格・格林的日记《寻找一个角色》放在一起阅读。《寻找一个角色》在1992年出版之后，曾引起过我国文学创作思想上的激烈波动。格・格林叹为观止的创作方法让小说家们耳目一新。1959年格・格林想写一部名叫《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的小说。起因是一个“场景”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一个陌生人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突然出现在一个偏远的麻风病治疗地。”（与此相似，他的名著《问题的核心》肇端于“沼泽地、连绵阴雨和一个发疯的厨师。”）于是，在1959年1月31日格・格林“发现自己正在搭乘一架从布鲁塞尔去利奥波德维尔的班机。我在寻找书中的这个人物……”他真的到刚果去找，“对于书中的这个人物，我同那些勉强收留他的主人一样一无所知……他心灰意懒地投身到这个麻风病人聚居的地方――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可能呢？――他究竟抱着什么动机？”对我们来说西方作家这种极为陌生的创作方法在当时的确震动了中国的作者和读者。我们发现“文以载道”的想法在他们那里连影子也没有，可他们照样创造了一个世界。今天我们来读《骑兵军日记》，我们也许能体会到西方作家的惊讶：一个作家居然不依靠虚构就能写出小说。
“我不具备想像力，”巴别尔曾对帕乌斯托夫斯基说，“我没有能力发明，我不得不去了解所有的东西直至它们的神经末梢。我的座右铭就是真实性。”巴别尔的这种习性被厄普代克读解为“致命的诚实”。作为敖德萨大屠杀的幸存者，他那种总在日常生活表面现象中攫夺出真实的目光每每让陌生人厌烦。难道他总要去生活中发现大屠杀的起因与遗存？这个杰出的观察家早早地就这样为自己的观察定下了基调。巴别尔拥抱了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结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所以，他所经历的战争所带来的对犹太人更多的蹂躏让他困惑。他不是思想家，他是一个观察家。但他的观察比思想更迅捷、更有力。
他并不像那些脆弱的随军知识分子那样为战争所震惊，他似乎在屠杀之前就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曾经让读者一直琢磨不透的可能正是这种令人窒息的幸存者预感。而他的朋友也一直误会着他。挑剔地说，什克洛夫斯基写的与巴别尔见面的情景表述得就不那么贴切：“从他那里，我了解到他未被打死，只是被打伤了。他同布琼尼的军队一起，并且为之震惊。从其他人那里，我了解到，他为骑兵的冲锋震惊，他经历了，并且经受住了。”他本身是犹太人，他同情的似乎已经不是犹太人的“遭遇”，而是犹太人对“遭遇”的“无预感”：“犹太人遭到抢劫，他们困惑不解，像盼救星一样期盼过苏维埃政权，而突然就来了，喊叫，马鞭，被辱骂为‘犹太猪’。”“收到西南战线命令，要善待当地居民。我们进入的不是交战国……命令很关键和明智，不安分的家伙们能否执行呢？不会的。”
在屠杀的预感之中，巴别尔感兴趣的始终是在灭绝人性的环境中人性会如何突然地体现出来。当战争开始，“怒火引发最神勇的暴力，砍杀在无声地进行。”巴别尔观察到“此处竟有座修道院。”“这就是布格河，一条涓细的小河。”战争之后“空空如也、千疮百孔的布拉日斯基银行大楼，抽水马桶厕所，银行的围墙与玻璃镜。”当交战双方的暴行升级，“一切在光天化日之下，些微的尴尬，这些人――全部的指战员，尴尬，可也不算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之后，他发现“鞋匠曾期盼苏维埃政权，他目睹着饕餮之徒和抢劫者们，于是不再想辛苦谋生，他被震惊，并将信将疑地观望着，胡乱地花钱”。在小说中，很多观感被小说家巴别尔出于安全或艺术的目的“裁减”掉。他并不是像格・格林那样去搜集“素材”。他搜集的是“人性的闪光”。他写小说的方法，似乎也就是把所有的材料安排得当，以突出人性决定性地“一闪”。
他只是个观察家，作为卑微的异族和异教徒，他也无“道”可载。在为《新生活报》所写的报道《夜晚》一文开头他写下：我不准备下结论，我做不来。而这点诚实却是“致命的”。尽管这个幸存者深谙生存技巧：他有几个住所，用几个假名、数种风格和大约八种语言写作，在不能写作的时候沉默着，但是马上有人开始传播有关把手稿深锁在箱子里的“著名的沉默者”的神话。他仍然得为他的诚实付出代价。他与三个女人生下了三个后代。女儿和朋友们最终保存下来了他的部分日记――无法幸免的幸存者的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