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及“外国现代文学流派走廊”两个专栏，自2005年2月16日起，至8月3日结束，在历时近半年的时间里，先后介绍了十位文学翻译家和十种外国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使读者有重点地回顾了对外开放以后我国文学翻译界走过的道路。这些文章发表后，深受读者的关注。一些中老年读者，从专
在《开放的翻译家――一项思想文化资源》一文中，笔者曾谈到，策划、主办这两个专栏的意图是：回顾在改革开放初期，承担着压力，勇于翻译出版西方文艺新思潮、新流派的翻译家的学术成就；彰显他们通过译作和专著，为拓宽人们视野，促进思想解放，推动文艺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包括这十位翻译家在内的这一辈“开放的翻译家”，他们的学术造诣和崇高译德，他们已有的贡献，当然应该传承和发扬。但是，人们的期望，绝非仅止于此。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人们更期望肩负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使命的新老翻译家，能够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用自己更出色的翻译成就，来迎接新形势对翻译工作提出的新挑战。
发展翻译事业，提高翻译水平，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按照代表先进文化的要求，联系对外开放以来我国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有志从事翻译工作的朋友，当前必须把重视翻译导向放在首位。
翻译要善于区别精华与糟粕
外来文化向来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在人文社科领域，由于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大，因此情况愈加复杂。面对“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译什么？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选材？这不应仅凭翻译家的个人兴趣喜好，更应考虑科学的学术价值取向及社会认同尺度。有人把翻译比喻为“双刃剑”，意思是说，通过翻译，可以把外国文化的精华引进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把人家的糟粕贩进来，造成精神污染。此说不无道理。其实更有甚者，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人通过翻译，甚至把洋人的“文化垃圾”，也刻意包装后塞给读者，以致贻害社会，这类事例这些年并不少见。季羡林先生去年与笔者关于翻译的一次谈话中就明确表示，不必追求做什么“翻译大国”。季老说得好：“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可见，从事翻译，发展翻译，首先要坚持正确的翻译导向，善于区别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明确该译什么，该拒绝什么。
本文无意讨论翻译选材的具体标准，只想强调：在翻译中，务必拒绝“惟钱是译”的错误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图书市场上一度充斥西方格调低下、渲染暴力色情、甚至变态淫秽的翻译图书，以致有些书被查禁，有些出版者被严厉处罚。这就是翻译导向出错的恶果。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要害的原因还是“译书出书只为赚钱”。这与施咸荣、董乐山那一辈“开放的翻译家”，当年译书不计报酬、不求署名那种境界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如今是市场经济，翻译当然要讲经济效益，但应该在正确导向之下寻求合法的经济回报。“只要出版者给钱什么都可译”，这种不顾翻译导向的后果，是极其有害和危险的。
善于正确区别，也是一种导向
“开放的翻译家”的翻译成就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认真执行了“洋为中用”的方针。有人以为，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若强调了“中用”，就会影响了“多元”。其实不然。只讲洋文化的“多元”，不讲有选择的“中用”，这种放弃区别的结果，只能助长“垃圾文化”的走私，造成导向的错位。我们所倡导的“中用”，绝非那种实用主义的“中用”，更非庸俗的唯利是图的“中用”，而是既要放眼世界潮流，又要紧扣中国国情；既要满足大众的精神消费，又要兼顾不同层次专业的需要。要使洋文化为我所用，关键要有文化智慧，这种智慧就是经过区别的选择。回想当年，“开放的翻译家”针对我国长期封闭的状态，没有专拣能赚钱的去译，而是选择有助于拓宽人们视野的新思潮、新流派来翻译，并积极开展相应的研究与评论。从促进思想解放的效果来讲，确实起到了好的导向作用。
强调重视翻译导向，绝不意味回到过去那种自我封闭、保守僵化的状态。政治导向与文化导向，既有相通的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前者体现国家的政治要求，必须全面履行，不容缺位；而后者当中，有些属于学术、艺术乃至美学的范畴，应容许争鸣，这里的导向，实际上起着引领、倡导的作用。翻译涉及不同文字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待翻译导向，自然不能“一刀切”。特别在信息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世界文化的传递、交融更加快捷和频繁，新的文化现象匆来快去；所谓精华与糟粕往往较难界定，有时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有些虽无大益但也无害的消遣类文化，也不宜一概拒绝。所有这些，都要求翻译中要善于取舍。因此，善于正确区别，这也是一种导向。
处理好翻译导向中的三种关系
受“开放的翻译家”经验的启示，笔者以为，对待翻译导向，有必要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首先是吸收与知情的关系。为了借鉴与吸收，对于外来文化中的精华，具有普世价值或引领创新的文化成果等，当然应该翻译；外来文化中某些负面的东西，虽不值得吸收，但应该加以了解，可以适当调整翻译和传播的方式，以供参考研究的需要。其次是引进与消化的关系。既要组织翻译引进，也要积极开展作品评论及翻译批评，促进引进与消化的协调。再次是眼前与未来的关系。翻译既要满足人们当前的精神需求，也要兼顾到可预见的未来需求。因为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翻译家作为思想先导者，应该具备前瞻的眼光，把有发展潜力的东西提前介绍过来，借以启发、推动本国相关领域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处理好的关系当然不止这些，但若重视并抓好了这三条，翻译的积极作用就能更大地发挥出来。
坚持正确的翻译导向，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靠什么来支撑？“开放的翻译家”的事迹告诉人们，主要靠崇高的翻译职业道德。正是秉着自觉的译德，他们不去译像《玫瑰梦》那样的垃圾，而是顶着压力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类有助于提升人们认识的作品；他们勤练翻译基本功，努力在翻译质量上精益求精；他们不单认真译，还搞研究，积极写评论文章；他们即使当了部长高官，依然执著地为翻译在做新贡献……“开放的翻译家”令人敬仰的学术造诣和人格品德，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译作及专著中，如今通过这两个专栏的传播，又将更广泛地激励人们，为促进翻译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共同做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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