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于7月26日邀请到了与会的著名科学史家、新近当选为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的罗纳德・南博斯（Ronald Numbers）教授来北大作讲座。
南博斯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精于美国科学史尤其是科学创造论的研究，曾任科学史专业杂志Isis主编（1989－
南博斯教授此次讲座的题目为“普通人中的科学与基督教：一种俗人的历史”（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among the People A Vulgar History），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讲述了17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与宗教的历史。这个题目他近期将在牛津大学开讲，这次我们可说是先“睹”为快。他首先质疑了科学史研究中一种流行的做法，即注重研究科学精英们所从事的科学，以及他们对科学意义的理解，而忽视每一个时代的普通人是如何看待科学的，科学对他们又有着什么意义，结果造成后世的科学史描述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比如我们今天所谈论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引起普通人的注意，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之后60年内只有10个人称得上是哥白尼主义者，牛顿的《原理》在17世纪末大概只有100个人读过，即使是1633年罗马教廷对伽利略的审判也没有引起很多的关注。其原因是当时的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科学工作定位为精英阶层的专利，而当时欧洲人大部分不识字，缺乏能力理解那些深奥的数学推理，他们也没有闲暇和兴趣关心新天文学带来的宇宙论变迁。因此，当后世科学史家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称科学革命的重要性只有基督教的兴起才能与之相比时，我们需要问“是对谁的重要性？”从这种“普通人”的角度看，南博斯勾画了近代以来欧洲科学与宗教的另一幅景象：普通的农民、工匠对精致的宇宙论体系没有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那些肉眼能看到的现象，如日月蚀、彗星、地震、饥荒，把它们视为神意的征兆；宗教、医疗和炼金术密不可分，悔罪和禁食祷告是常用的治病手段；与天文学相伴的是占星术的流行，甚至伽利略也部分地靠占星术谋生，而他受审时对他不利的证据之一是他曾推算过教皇的生辰星相。普通人是从通俗讲座中了解牛顿的，而且关注其神学意义远远超过其科学意义。19世纪科学的普及得益于印刷术的流行，天文学和地质学走向大众，但天文学提出的多个世界问题更吸引普通人，因为它提出了耶稣基督是否为其它星球的人而死的神学问题。19世纪欧美最流行的是颅相学，今日被视为伪科学，但当时是最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因为它把心理现象归因于生理结构。在达尔文的书出版之前，钱伯斯匿名出版的《痕迹》已经引起宗教方面的反弹。在达尔文之后，有调和进化论和基督教信仰的努力，还有20世纪初美国的反进化论诉讼，等等。
南博斯指出“科学和宗教”这个名称在19世纪30年代才出现，因为这个时候“科学”才获得它的现代特点，即排除超自然因素的对自然的研究。因此，谈论一种贯彻全部历史的统一的“科学”是不恰当的，因为在1830年代之前，科学的工作属于自然哲学、自然史的范围，它们是可以指涉上帝的。南博斯总结说，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到达尔文、爱因斯坦，他们很少触及普通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因而他们的工作也为普通人所忽视。因为普通人接受的科学是经过通俗化的科学，是带有社会、政治、伦理意义的，是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疾病灾难、自我理解息息相关的。
南博斯的讲座虽然聚焦于“科学与宗教”，但是他极力突出了对科学史编史方法的一种新尝试，即把科学史叙述的重心由少数的科学英雄，转向普罗大众，从合理的重建，转向真实的细节。这种尝试对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当有启发作用，对于我们如何理解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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