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至10日，我作为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的诗人采风团成员，前往浙江海宁采风。海宁在诗歌界的地位是由两位重要的现代诗人奠定的，那就是徐志摩和穆旦。在诗歌界，穆旦的历史地位已经赶超徐志摩，但在界外，很少有人知道穆旦。在海宁，徐志摩的名字如雷贯耳，穆旦却很少听人提起。这使我不得不思考中国诗人形象的社会
徐志摩之所以备受大众关注，固然是因为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人的代表，给草创期的中国诗歌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具有新诗人的许多新品质，但更多的是因为他的身上留有许多旧的诗人形象的特征，正是这些旧特征符合老百姓对传统的诗人形象的认识，从而使他深入人心。这种双重性使他在激进和守旧两大阵营中都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长时间的出洋留学，洋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熟谙英语诗歌，从口头到文字时不时插些英文，用现代汉语写作，等等；这些造就了徐志摩的新诗人形象，使他受到新派人物的赞慕和追捧。
但徐志摩同时也受到了旧派人物的关注和肯定，如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部约30万字的著作中，只涉及七名白话文作家，即，胡适、鲁迅、徐志摩、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蒋光赤等，而且，“独推胡适为帅，而翼之以鲁迅与徐志摩。”（李慎之语）再如，吴宓是力反白话文的《学衡》派主帅，但他对徐志摩却很宽容，徐志摩遇难之后，《学衡》杂志居然出了纪念专辑，吴宓，这位一辈子写作旧体诗的老夫子，还亲自操觚，撰写悼念文章，把徐志摩比做雪莱，因为雪莱也年纪轻轻夭亡于意外。
这使我不得不考虑徐志摩的传统性。徐志摩在新文学运动开始前，已经完成基础教育，而他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在私塾中进行的，确实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典底子。少儿时代，他曾用文言文写作，而且写得中规中矩，颇受好评。
徐志摩在英美大学里学到的还是传统，当然，那是西方的传统；因为，在他留学的年代，英美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和研究掌握在像白壁德这样的守旧派手里，他们的思想滞后于正在勃兴的现代派文学创作实践，课堂上只讲到浪漫主义为止。徐志摩虽然接触过当时的一些作家，但很少，而且要么是并不前卫的中青年作家（如曼斯菲尔德），要么是已经颓然老矣的曾经新锐（如哈代）。徐志摩在私塾里所受的中国传统教育尽管时露峥嵘，但这在他的创作中根本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他青年时代在英美大学里所受的欧洲传统文学教育却是决定性的。因为，前者后来成了革命的对象，被他突破了；而后者却是革命的武器，被他所珍视，并被同侪视为新文学运动中的新因素、新资源，而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在当时中国语境中是新的东西，在欧洲实际上是旧的。吴宓之所以把徐志摩引为知己，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信徒。众所周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轫于19世纪中叶法国的象征主义。但在徐志摩留学欧美时，象征主义尚未进入大学讲堂，而他又太倚仗于英美的大学教育；在当时中国的诗人中，他本来是最有便利条件拿来真正的西方现代派诗歌的，从而使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同步的；但他失之交臂，实在可惜。直到1930年代，象征主义才由戴望舒全面横向移植入中国诗坛，作为徐志摩的学生，卞之琳是弃浪漫主义而取象征主义的代表之一，算是对老师的一种“反动”。后来，他没有避师者讳，客观地对徐志摩的局限下了定论，说“徐志摩的诗没有跨越浪漫主义雷池一步”。
徐志摩用欧洲的浪漫主义传统改造中国的古典主义传统，这使他的诗歌中呈现出了两方面的传统性。如，他的诗歌中用了许多旧词汇，还有一些典故，或者是古典诗句的稀释。再如，他的诗歌注重音乐性，段式整饬，音韵协畅，而这是中西传统诗歌共有的特征。
徐志摩诗歌的传统性的最大表征是他的抒情中心主义，而且抒发的是浪漫情怀，而现代诗歌要求的是深刻的思想和复杂的技巧。他号称“诗哲”，但他基本上没有哲学家的思维，诗歌中的思想也是很弱的，简单，单纯，浅显。明喻多于暗喻，直白多于暗示，感情多于理智；正是这些浪漫抒情范畴内的因素，使徐志摩的诗歌满足了老百姓对诗人形象惯有的审美期待；当然，大众认可徐志摩，还因为他身上的故事，尤其是他追求绝代佳人的那些风流韵事。这样的想象和传闻不仅是对徐志摩的歪曲，甚至是对现代诗人形象的伤害。殊不知，这副样子，在现代主义诗人那儿，并不典型。
如果说徐志摩是以西方传统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化，那么，穆旦是以西方现代主义加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新文学运动爆发时，穆旦才刚刚出生，所以他从小接受的就是新式教育，到了大学里，他上的又是外文系，与中国古代传统很少有瓜葛。穆旦的挚友王佐良在他俩都年轻的时候说，穆旦“对于古代经典”是“彻底的无知”，“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王佐良到了晚年，穆旦已经去世了，也许是为了表示对亡友的尊重，他对那个判断做了一些修改，使之变得缓和许多，说“毕竟，穆旦身子骨里有悠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即使他竭力避开它的影响，它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读物，家庭，朋友等等――渗透了过来。他对于形式的注意就是一种古典的品质，明显地表露于他诗段结构的完整，格律的严谨，语言的精粹”。这种说法内含着一个矛盾。那种渗透过来的骨子里的影响应该是内在精神方面的东西，而不应该是形式上的东西，因为形式的影响往往是通过文本传达的。或许是由于王佐良本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精神缺乏了解，他没有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展开性的分析。况且，他所说的那种古典的品质，在西方诗歌（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中都是存在的，在波德莱尔、艾略特、叶芝和奥登等对穆旦影响很大的现代诗人的诗歌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诗段结构的完整，格律的严谨，语言的精粹”。很显然，这些并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独有的品质，我们不能拿这些品质来证明穆旦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
其实，还是王佐良早年的判断符合穆旦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从诗歌艺术上说，穆旦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这使他的诗法具有了新的生长点，也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那么，与徐志摩相比，穆旦的形象有什么特点呢？他对英文的精通绝对不亚于徐志摩，但他没有在聊天或写作中到处夹杂洋文，以显示带有时尚意味的洋气。穆旦也有浓烈的情感，但他有强大的理智，从而能把情感牵制住，在牵制的过程中，情感和理智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搏斗，从而产生了丰富的张力效果以及复杂的诗意。而徐志摩是放任自己的情感，在文字中赤裸裸地把情感宣泄了出来，有时甚至显得像是“直筒子”。穆旦的段式也很整齐，整首诗所有诗行的节奏往往是一致的；但他并不强调音乐性，有时，他那突兀的构词法甚至对徐志摩诗歌中那样的滑腻的音乐性具有破坏作用。如果我们硬要做个比附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说，徐志摩更像李白，而穆旦更像杜甫（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比李白更具有现代性）。徐志摩走向了大众，尤其是少男少女；而穆旦停留在诗人之中，尤其是中年诗人。
海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的文化孕育了徐志摩，更因为她是穆旦的祖籍。只可惜，由于社会的动荡、遭际的曲折，穆旦从生到死，一脚都不曾踏入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