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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

2005-08-2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研究者力图通过材料的梳理和考辨,还原北京某一时期某些事件和活动的历史场景。文本中的北京由于带入了更多记忆和想像的因素,因而所展示的北京形象也更加丰富多彩。

在中国,很少有一座城市像北京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记忆。然而,与早已成为显学

的上海研究相比,对作为一座城市的北京的研究,其成果似乎还远远不能和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相称。2003年10月,在陈平原先生和王德威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在北大合作举办了“北京:都市想像和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论文集《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便是一个初步的成果。

既名之曰“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强调的是北京的历史维度以及北京在记忆和想像层面的呈现,强调的是文本中的城市和历史现实中的城市之间的互动与勾连。收入书中的28篇论文,一大半即是通过有关北京城的各种文本的考察,展示各种文本中北京城(人)的五彩缤纷的历史图景,藉由不同的眼光,我们得以了解北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相对于现实的北京城而言,文本中的北京更富于生机和活力,同时也能为后人不断地提供思考与想像的资源和刺激。

另外一部分论文则可以看作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研究者力图通过材料的梳理和考辨,还原北京某一时期某些事件和活动的历史场景。北京作为事件和活动发生和展开的舞台,为它们提供社会空间,同时也在或显或潜地制约着它们发生、展开和传布的方式。而这些事件和活动也大多属于文化活动。总的来说,全书所处理的论题“大体上属于文化史的思路”,而不怎么涉及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

这两类论文侧重点略有不同,概言之,第一类更关注文本中的北京,第二类论文则把重心放在历史现实中的北京上,由此也带来了不同研究思路和论述策略。为论述方便,不妨先从第二类论文开始。它们涉及的历史时期上至金元,下到民国,论述对象则包括北京的宗教活动、士人交游、日常生活和市井民俗、戏曲音乐、大众传媒以及教授集团等各个侧面。这几篇文章论述的都是民国以前作为帝都的北京,尽管对象与话题各不相同,但是仍能从中看出北京作为全国性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如何在各种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并影响了它们的发生和展开,同时,这一地位也被文化活动的主体所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北京的这一地位在清末民初得以延续,只是表现的层面更为丰富了。

这些论文虽然以各种文化活动和事件为对象,然而作为这些活动和事件发生和展开的舞台的北京,尽管有时并未完全正面出场但却又无处不在,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得引导着研究者的视角和思路。实际上,研究者在完成自己的论述的同时,也即完成了对北京这一城市本身某一侧面的勾勒,从而也丰富了我们对北京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论文本身亦可以看作是对北京进行再叙述的文本。

相比之下,那些讨论文本中的北京的论文,由于带入了更多记忆和想像的因素,因而所展示的北京形象也更加丰富多彩。在本地人的视角之外,来自异域和边缘的眼光则能展现北京其他一些不易觉察到的层面,而这往往又在某种程度上与北京长期作为中国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交织在一起。王德威《北京梦华录――北京人到台湾》以1949年以后迁台的北京人的记忆为论述对象,敏锐地发现对日常生活的追忆。而在来自异域或者面向异域的北京叙述中,北京则往往被放置在民族国家间或全球性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宋伟杰《既“远”且“近”的目光――林语堂、德龄公主、谢阁兰的北京叙事》则通过三个个案,考察了异乡人和城内人的双重眼光下的北京形象,以及它们与作家本人的多重文化身份之间的复杂关联。这其中又涉及到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在林语堂笔下北京是普遍主义的田园都市,而谢阁兰强调的则是北京独一无二的差异性。

除了文学性和想像性的北京叙述之外,对北京的历史性叙述也成为研究者考察的对象。么书仪《戏曲史叙述中的北京“堂子”》考察了在二十世纪的戏曲史叙述中,作为现代戏曲发生空间之一的北京“堂子”如何被小心翼翼地遮蔽或者含混暧昧地一笔带过,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叙述自身亦是被有目的的建构起来的,也是一种文本,其叙述策略同样值得认真分析。

作为一本会议论文集,不能要求它在整体上有完整贯穿的思路。所有这一切,一方面固然表明北京研究的不成熟状态,另一方面却又昭示着它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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