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23日）上载有宋庆森先生的长文《现代书话世纪回眸》。宋文侧重通过论述现当代的藏书家、书话家与书话关系，以点带面地对现代书话近百年的历史作以简要勾勒。宋文在结尾部分对其“理想中的书话”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四点概括。笔者有感于此，就宋文尚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以期对书话
文体简单的讲是指文学的体裁、体制和样式，也可以表述为是文本的结构方式，是文学作品的话语体式，它是一个表征作品形式特点的概念。历史上种种对“文体”的大致相同的界说，为本文揭示和彰显“书话”文体特征提供了支持。
现代书话的体制建构
书话在萌生期呈现出开放性、未定型与纷杂化的特点。按通常的看法，从1898年到1927年这期间是中国文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期，是五四文学的发生期。这一时期的近现代学者留下的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可以看作是书话的萌生和发展期的作品。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周作人、阿英、唐?等以及后来的黄裳开始有意识地加强经营这一文体，使书话文体逐渐成形，初步稳定。从而初具规模的书话开始显示出来大致的体制特征：短札式、小品化、抄书体。短札式书话以谈书为主，涉及对书的内容义理、历史变迁的品评和感悟，能短则短，以短见长，颇类札记。小品化书话的散淡化、美学化使之向小品文倾斜。这一特点构成了书话重要的审美特质，决定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美感和愉悦。近现代一代大家多是写小品文的高手，将小品文笔法和精神渗入书话的写作也是势所必然。“抄书”即在书话中对所话之书的内容的整段的摘录和抄引，这是书话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在书话中抄书体有着独特的作用。
现代书话的体式特征
与书评等理论性评论性文字不同，书话作为一种文学性体裁，它以感性为主，辅以知性。而感性与知性的协调是借助于对叙事、抒情、议论、说明等表现方式的综合运用并适当加以变化来实现的。
书话作者大都是文坛中人，书话中常叙述人情故实、文坛掌故，从中漶漫出历史的氛围和文化的气息。这种叙事不讲求故事的生动或情节的传奇，只着意所叙述的书、人、事本身具有的历史意味，所以叙述极为平实朴拙，往往简单的几句对话、简要的几笔白描就已经叙述完某个事件的过程，就已经刻画出某位文人的音容笑貌和真实性情。如周作人的《厂甸》一文，用极平实的文笔记述自己去厂甸淘书的琐事，平淡中仍可窥见书与文人的特殊感情。唐?作为二三十年代文坛中人，对左翼文学的出版活动非常熟悉，他在自己的书话中常常不经意的谈及当时的文化活动的珍闻佚事。
书话即是“话”书、谈书，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对“书”的品评谈论。书话这种评论特质，更见传统诗话、词话的遗传因子。与诗话词话相似的是，书话的“话”亦多印象式的点评，即兴式的发挥，鲜有长篇大论、皇皇巨文，也稀见严密的逻辑推演和旁征博引。唐?所谓的“四个一点”中的“一点观点”本身就包含着对书话印象式、顿悟式评论的要求。如周作人，他的大部分书话如《谭百姿》、《法布尔的〈昆虫记〉》等等对原书的介绍与评点都是极扼要和简洁的。
书话的评论体式还包括对与书相关的人、事的议论与感悟。近现代书话家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在阅读选择和介绍书籍时都始终贯穿着新民、立人等强烈的功利观念和启蒙意识，所以在他们的书话写作中往往自觉地对由书话而引发对社会现象、历史、人物的议论。在这三两句的评论中显现出书话家的现代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
由于近现代书话家的视野中新文学书刊和外国书籍逐渐增加，关于版本等知识可谈者渐少，所以书话的内容也因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开始“民初学者，注重新书，厌见古籍”故书话更多侧重于义理内容上的品评。只是后来“新文运主张改用白话文，而求获古籍以作研究者愈多。”如郑振铎因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又是现代著名藏书家，故其《西谛书话》中多谈及世间珍本、善本、孤本，并常对这些版本的历史变迁详加考证。上个世纪40年代后，由于新文学亦渐成历史，成为后世中国文学发展之“小传统”，唐?等开始在书话话中更多地介绍新文学书刊的装帧、出版始末和轶闻。当代藏书大家黄裳所写的《银鱼集》、《珠还记幸》及《来燕榭书跋》等多谈及的古籍版本的说明与考证。
书是读书人生命的一部分，是读书人一生难以割舍的情缘。书话中渗透着他们与书的血脉联系，自然情感的抒发也会不自觉地弥漫于整个书话的写作之中。而这种抒情不同于抒情散文的直抒胸臆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书话中的抒情是内敛的，蕴藉的。它是通过“书”本身的文化力量，或通过作者得书、失书的欢欣与心痛的自然流露来表达，从而实现书与情的交融。
好的书话作品要在平易、深沉的书味中流泻出作者的真性情，以其身世感、沧桑感打动读者。同时佐以理“趣”，让情与趣自然地融合，浑然天成。在上个世纪近百年的文学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称为书话的文体，其从创作实绩上也已具备了形成文体的条件，近几年书话又呈方兴未艾之势。那么对书话的文体特征进行归纳与探讨也被提上了日程。通过上文对创作实绩丰富却面目模糊的现代书话进行文类特点的归纳廓清，从而使其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进一步彰显，同时也对当下方兴未艾的书话创作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