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董旭明
本来，按记者这个行当的要求，人物专访一般是要当面做的，但余华在电话里一再表示，最近的日程已经排满，而且26日他
要飞往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文学节，唯一可行的只有电话采访。不过还好，余华并没有因为忙而拒绝采访，显然，在新作《兄弟》面市，并且激起巨大反响的这个时候，余华心情不错，也愿意配合媒体。谈话就由《兄弟》开始。
读书报：这一段时间，从媒体上看到很多关于您的行踪和新作的报道，好像您参加了很多场《兄弟》的宣传活动，接受了很多采访，是吗？
余华：7月底以来，我跑了4个地方：西安、厦门、杭州和上海。去西安是担任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大赛的评委，随便接受了一些采访，因为当时《兄弟》就要出来了。去厦门是参加首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兄弟》举行了首发式。在杭州，在庆春路购书中心做了签售。随后参加了上海书展，并作了三场签售。当然，这一路上，都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算下来应该有70多个。7月底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接受五、六个采访，有时候一天10个小时都在那里拿着电话听筒回答问题。本以为8月10日以后回到北京就可以写点东西了，但没想到还是要接受很多采访，一是北京一些媒体的采访需要补一下，另外路上遇到的一些记者很不满意，他们说我只接受大媒体的采访，不接受小媒体的采访，为了不显得厚此薄彼，所以又接受了若干采访。我打算从新加坡回来之后，以9月3日在新浪网做“嘉宾访谈”为分界线，之后就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了。做宣传，一方面当然是出版社的安排，但我自己也不反对，一本新书出来，宣传是必需的，但要有个度。
读书报：《兄弟》的开头是一个颇具荒诞意味的故事，有人不喜欢，我个人倒是挺喜欢，它让我想起读您早期的先锋作品的感觉。不过，总的来说，您的小说在叙事方式上越来越传统了，有的读者并不喜欢您的变化，还有读者认为，一个45岁的作家应该非常成熟了，何必再转型？何必要向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古老”作家学习？
余华：我没有说过在学他们，我只是表示自己很欣赏19世纪的那些作家。这不是学他们那样简单的事情。（那您同意“转型”的说法吗？）一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难题，当他不断寻找办法解决这些难题的时候，写作的风格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畅销书作家和非畅销书作家的区别，畅销书作家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要不断地重复自己，如果改变写作风格的话，很容易被读者抛弃。相反，非畅销书作家总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写作方式。我希望永远做自己的“先锋”，就是不断走在自己前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重复自己。当一个作家做出新的尝试时，总有一些老读者不习惯。当初《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文学界也是批评多于表扬。
读书报：《兄弟》下部是写当代社会，我们每一个人置身当代，非常熟悉，对于作家来说，是否更难写出彩呢？写当代这一部分主要的故事是什么，可以透露一下吗？是否写商业化对人性的冲击？
余华：从《兄弟》下部的写作来看，写当代对我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以前我没怎么写过当代，一直以为是很难的，结果一写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你以为山中有一只老虎，上了山以后才发现，那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兄弟》下部有30万字左右，故事也比上部复杂。主题不是几句话可以概括的。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就是因为它不可以用简单的话来概括，假如几句话可以概括，一定不是好看的小说。
读书报：像韩寒、郭敬明等“少年作家”的好几部作品销量都在百万册以上，您觉得《兄弟》能够达到这个数量吗？
余华：现在还不好说，《兄弟》出版才20多天嘛。不过，《兄弟》已经加印到了35万册。100万虽然是一个感觉遥不可及的数字，但也不是一点儿可能性没有。我想，10年以后，《兄弟》还会在书店里销售。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幻城》10年后是否还能在书店里我不知道，但我想《兄弟》会的。我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出版都超过10年了，但读者购阅依然踊跃。
读书报：记得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您是“靠版税生活”，那么能否透露一下《兄弟》的收益情况？约翰逊博士说过一句名言：“所有的作家都是为钱而写作，否则，他不是虚伪，就是傻瓜。”您如何评价这句话？您写作是为了什么？
余华：按照合同，出版社出书三个月之后才结账，所以具体收益还不好说。（版税率多少可以说吗？）可以。就百分之……出版社让我还是别说，因为他们给我挺高的，应该是中国作家中最高之一吧。为钱写作这种说法我不会同意，也不在乎。当然，钱很重要。当你写完一本书的时候，总是希望它能够为你挣更多的钱，但在写的时候，你不能去考虑钱的问题，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作家写作的方向会发生变化。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我并不习惯奢侈的生活，也许与我过去比较贫穷有关吧。
读书报：自己的作品一共有多少个外文译本您统计过吗？是否还记得当初拿到第一个外文译本时的情形？作为中国文坛作品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家之一，您觉得中文作品介绍到国外的意义是什么？
余华：这个我没有统计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韩文、日文等10多个译本。短篇集、中篇集的译本，就基本上限于大语种了，因为国外的出版社引进你的作品主要是出于市场的考虑，而全世界的读者都更喜欢读长篇。
我的作品最早的译本是法文本，那是1994年，当时一起出版的是《活着》，还有《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的合集。当时的情形有点淡忘了，似乎没有像拿到自己第一本在国内出版的作品样书那么兴奋。记得那大概是1990年，是由作家出版社收入“文学新星丛书”出版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责任编辑叫水舟，他是我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那时我特别兴奋。很快远流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了这本书的繁体字版，也让我很高兴。在国内出书有得到某种承认的感觉，在国外出版作品似乎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后来各种语言的译本相继推出，感觉就淡了，乃至有些麻木。
整体地来看，中国通过贸易、政治、文化等很多渠道与世界发生联系。图书版权的输出应该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应该有助于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吧。不过，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的销量并不是很大，至少没有中国服装在世界上的销售那么好吧。所以，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读书报：这些年您出国次数很多，前年到去年还在美国待了大半年，这样您与国外的读者、文学界人士直接接触很多，通过这种接触，您感觉国外读者对您的作品的评价和国内读者有什么不同？
余华：我觉得很相似。他们对我的先锋作品也很认可，但卖得最好的还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宣传图书，一般不是做签售，而是选择在书店、读书俱乐部开朗诵会。朗诵会一般一个小时，我会选择中国读者比较喜欢的段落，读一段中文，然后由翻译读相应的译文。比如《许三观卖血记》，我一般选读许三观为儿子们“做”红烧肉的段落，感觉现场的反响很强烈。（记得有的报道说您在国外朗诵自己的作品时泪流满面，这是真的吗？）这个我有点儿忘了。好像在德国，不，是在维也纳，有一次吧。当时我的翻译选择了《活着》中有庆之死的那一段，我已经很久没看这个小说了，结果读的时候感情上来了，翻译和我一样，也流泪了。
读书报：您在《许三观卖血记》意大利文版自序中写道，您是在方言中成长起来的，但用标准的汉语写作使得您必须抛弃故乡的语言，颇有些“商女不知亡国恨”之慨。您觉得自己语言的技能是怎么获得的？如果您的叙事技巧受到了卡夫卡、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启发，那您语言的能力是否特别受惠于某位中文作家？
余华：语言能力我想是写出来的。叙事技巧也一样。卡夫卡、川端康成给了我某种阅读体验，但转化为写作能力还是在写作中练出来的。如果我用海盐话来写作，那会是一堆错别字。如果把海盐话的发音用对应的汉字写出来，恐怕海盐人也很难看懂。
读书报：听说您近年来一直为睡眠问题困扰，这个是否与您写作不顺利导致的焦虑有关？
余华：好像不是。主要还是年龄问题，过了40岁以后，睡眠就慢慢差了起来。我不是睡不着，而是睡眠质量不好，睡三、五个小时就会醒来。（这是不是作家内心的焦虑导致的？）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但起码不是最重要的。当《兄弟》写得最顺利的时候，我也同样有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情况。
读书报：中国内地作家还从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据说一个原因是以前中文作品的译本较少，国外文学界接触不到。您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作家之一，现在作品也能够比较顺利地译成各种文字，那么您是否期待有一天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呢？
余华：没有这种期待。文学评奖涉及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并不是单纯考虑文学因素。作为一个写了20多年的作家，我知道文学评奖是怎么回事，我更知道一个作家应该想什么，不应该想什么。我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写作，至于自己的作品能够卖多少，是否获奖，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想那个，只会加重我的失眠，降低写作质量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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