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陈国瀚
读书报：你这次来北京参加第12届BIBF，并成为北京2005国际出版论坛主讲嘉宾，听说是受新闻出版总署的邀请，你跟内地之间的交往很密切
吗？你是怎样培养这种关系的？
王荣文：我拜访过柳斌杰副署长，他自信而坦率，我对他印象很好。这次应邀参加BIBF，我推测是出版总署辛广伟处长的推荐。辛先生著有《台湾出版史》，长期钻研华文版权贸易，访问台湾时与我熟识，并成为远流的一位作者。我每回到北京，总喜欢找他聊天。他需要我的台湾经验，我需要他的北京观点，我们无所不谈，相知相惜。如果出自他的推荐，我并不意外。
读书报：你在台湾一周上班几天？每天工作几小时？能简单描述一下你每天的工作流程吗？
王荣文：我热爱出版。出版是我的工作、我的娱乐、我的生活。我上班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开会和聊天。开会为的是处理公司现在和未来会遭遇的困难。和各路英雄好汉聊天，则是为了找寻出版创意与不断自我学习。另外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受邀参加公部门的文教政策顾问咨询工作，以及参与第三部门非营利公益活动，以我的出版专业回馈社会，也间接增益“远流出版”的品牌价值。当然，我也爱玩，假日里，我爱爬山、打球、看电影。
读书报：远流公司出版过哪些内地作者的书？请举例说明其中有影响力的作品。远流公司向内地输出过哪些版权图书，其中有哪些书在内地的销量还不错？
王荣文：远流与内地出版交流，开始得很早。1988年，两岸恢复交流之初，我们便与内地同业有过许多合作，范围涵盖工具书、文史哲各层面。最早较出名的譬如《辞源》、《中国古都西安》、《巴金小说全集》等，后来又合作规划了《新马克思主义新知译丛》等的出版。90年代转向作家经营，包括苏童、余华、格非、古华、叶兆言等的小说，最早都是透过远流“小说馆”而为台湾读者所熟识的。历史方面，譬如岳南、向斯两位，也都有不错的成绩。且因为远流编辑同仁的加值，台湾版本又回流内地，重新出版。这种“内地原版→台湾加值→内地新版”的模式，彰显台湾编辑的专业能力，一直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远流与内地合作，大致历经“授权”、“合作出版”两阶段。2000年之前，主要为授权出版，远流主要出版路线，包括《大众心理学》、《实战智能丛书》、《电影馆》、《传播馆》、《艺术馆》、《新心灵》、《谋杀专门店》、《实用历史》等，几乎都有书被内地同行看中，出版简体本。柏杨、郑石岩、吴静吉、洪兰、陈文德、郭泰等远流作家，也因此为内地读者所认识。新世纪之后，双方进入“合作出版”阶段，透过远流北京同仁的编辑选书、行销策划，我们与内地同行合作出版了包括《韦伯作品集》、《郑石岩作品集》、《书天堂》、《姹紫嫣红牡丹亭》等书，获得热烈回响，《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还夺得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叫好且叫座，让合作双方都非常满意。未来，除了继续授权与合作出版，我们也不排除与内地同行有“通路合作”的可能。
读书报：远流公司在引进图书版权中，中国内地所占的比重有多大？欧美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重呢？
王荣文：远流每年大约出书300种，从欧美引进的图书，大约占40％，也就是120种上下。内地图书则占5％，也就是15种左右。但这并不包括购买欧美版权，但选择内地译文者，若连这一部份也加进去，我估计在10～15％之间，也就是30到45种左右。由于远流是一家综合型的出版社，文史哲出版品仅占全部出版品的一部分而已，海峡两岸图书交流的最早重叠却正是这一块，因此内地版权所占比例不太高。不过，随着内地市场经济的起飞，社会型态的转变，我估计共通资源整合应用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双方合作的机会应该会越来越多才是。
读书报：海峡两岸之间的版权贸易障碍有哪些？远流公司与内地的交流途径有哪些？
王荣文：就我个人的看法，海峡两岸版权贸易的障碍，局部的看，当然是印量、版税计算等的互信基础尚不稳固。但若拉远距离，观照全局，则障碍的形成，还在于体制的不同。内地的出版，属于国家事（企）业，主事者的更迭，往往无预警，前后任主事者的政策延续性也不太高。双方磨合经年，好不容易建立起互信基础，常常因为主事者的更换，政策转向，合作遂前功尽弃。几次下来，为了避免风险，当然就不容易有大型的合作案例出现了。另外，“品牌经营”永远都是企业最重视的战略目标，而在中国内地要经营出版品牌几乎还不可能，因此目前远流与内地同行的交往，始终都以“广结善缘交朋友”为目标，期望大家多一些相互的了解，理念看法契合了，顺理成章成为合作伙伴。总之，因缘俱足，才能成就出大事业来。
读书报：因为合作出版过《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和《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李敖称你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你认为这一称谓是否受用？除了这两部作品之外，你个人在出版方面还有哪些是大手笔？
王荣文：《中国历史演义全集》的出版，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当时台湾经济跃升，社会充满生命力，跟今天的内地很相似。我们体察社会的脉动，以精美的装帧设计，结合“以书柜代替酒柜”这样兼具社会改造的行销企划，打了一场大胜仗，也让远流出版茁壮了起来。李敖先生是当时并肩作战的伙伴，战役成功，作者、读者、出版社，乃至整个社会都赢了，他因此而对我有溢美之词，当然我很受用。至于所谓“大手笔的作品”，由于创业五年，年方而立，我就看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亿”，因此胆子相对大起来。后来远流出版了包括《大众心理学全集》、《柏杨版资治通鉴》、《金庸作品集》、《谋杀专门店》、《科学人杂志》等都算是很大的投资；近年来为了公司E化，创设“远流博识网 ylib.com ”、建立“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系统”等，也都是耗资千万以上。投资要看需不需要，如果评估确有需要，公司又有实力，再多的钱，也值得花。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块钱也算是“大手笔的浪费”。
读书报：你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华文图书的版权贸易有繁、简体字版之分，往往引进一部外文书要买两种版权，这种“一女二嫁”的现象有可能改变吗？如果能的话，翻译问题怎么解决？
王荣文：我一直有个看法，希望华文出版市场，也能像英文出版市场一样，整合成单一市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协助台湾、内地作者自由进出这个市场，且透过我们的经验与努力，跟华文以外的市场接轨。另方面，我们也非常希望能跟内地同行携手合作，一起争取各种外文书的全球中文版权，透过两岸分工，资源整合（包括翻译、行销等），以“一种版本两种字体”的方式，创造双赢出版。当然，这个理想，受限于体制，目前或许还未臻成熟，所以会有你所说的问题存在，但我很乐观的相信，整个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变化，假以时日，市场机制将会让这些问题不再是问题了。
读书报：作为一名资深出版人，你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
王荣文：我对自己一生的定位也以“专业出版人”自期，我希望自己永远是一个有自主性见解，可以自足自在生活的出版人。我大学读的是教育，那时我们最崇拜“不分尊卑、兼容并蓄”的北大蔡元培校长；年轻时，我们也多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创社初期，就提出一份“远流的出版主张”作为宣言，以此来面对必须表达远流立场时的质疑。
读书报：詹宏志从城邦退职，你对这一事件作如何评价？你是否也有这种急流勇退的打算？
王荣文：詹宏志退出城邦集团，可能是他主观意志的生涯规划，也可能是客观条件上，他与最终决策者理念不合而有了“乘桴浮于海”的抉择。不管原因为何，在他的退职茶会上，我还是很羡慕他有“功成身退”的机会，我自己倒是还没有“急流勇退”的空间。原因是我对于出版的热情始终不衰，这个行业，不但好玩，还能谋生，每天又能结识许多精彩的朋友，学习到新鲜的知识。如同我所喜爱的羽毛球、乒乓球、高尔夫球，似乎都可以活到老，打到老。因此除非远流被市场淘汰了，我还不会轻易言退。更何况，我们现在走在出版历史的两大机遇点上：一是华文单一市场的整合，一是数字出版（onlinepublishing）的演化，都正等着我们去创新发展。
读书报：你现在的身价有多高（或年薪多少）？能谈谈你的太太、孩子和父母吗？他们跟你的事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荣文：我的年薪，套句内地的说法，至少也是“百万元户”吧。但钱的多少是相对概念，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感觉丰足自在。我的父母是农夫，我属于第一代创业家，我的太太并不介入我的事业。大女儿去年刚从纽约大学（NYU）毕业，她是学都市规划（UrbanPlanning）的；大儿子还在加州大学就读，学的是生物工程。另外还有一对儿女，年纪还小。目前为止，他们都跟我的出版事业无关。未来是否要进入这个行业，要看他们有无兴趣跟热情。出版这个行业并不轻松，格外需要兴趣与热情。有兴趣、有热情、有专业，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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