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本报记者康慨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启动“重述神话”出版工程到现在，图书策划人石涛的工作重心就围着这个项目在转。跟几位外国
作家签约，向“重述神话”发起方坎农格特出版社推荐中国作家，确定苏童为入选该项目的中国作家……。几年下来，石涛经历了几个单位，换了若干办公地点，与书与出版的缘分依旧。记者注意到，他的办公室里有两点是不变的：窗外的开阔视野，办公桌对面的那幅《纽约时报》头版扩印报样。
读书报：一提到图书策划人石涛，读者首先想到的还是你当年策划的《格调》。前段时间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重述神话”中文版出版工程也许会是你超过《格调》的策划项目，这个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石涛：“重述神话”的出版进展目前一切顺利。我们已经签约了这一国际出版工程中的三本作品，包括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两位英国作家的作品，她们的选题主要围绕古希腊神话。
我们还将苏童推荐到“重述神话”项目，他的作品有望在明年3、4月份完成，在明年下半年出版。因为涉及到其他语种的翻译问题，苏童新作的中文版问世时间不一定要同步于其他版本。在这个国际出版工程进行中，每个国家或地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来安排出版计划。“重述神话”项目前三本作品的出版日期是确定的，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10月19日）举行全球首发式。中文版的出版、发行我们计划在全国若干重点城市选择一些有良好合作的国内大型书城第一时间进行同步首发。
读书报：从1999年推出《格调》至今，你策划的图书总给人以小众的印象，在销量上很少达到畅销书的程度，这是不是因为你的出版理念使然？
石涛：作为图书出版者，谁都希望能策划出畅销书。但是我觉得做出畅销书并不是一个出版人的首要任务，出版人的首要任务是推出好书，给读者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毕竟不是所有的好书都能够畅销，如果在推出好书的同时又能做成畅销书，这自然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我在策划一个图书选题之初，不会以它是否成为畅销书作为衡量标准，而是以它是否能符合我的出版理念为标准。不过我也希望自己策划推出的图书有个基本的市场预期，比如销量不低于一万册。得有个底线，至少不要赔本，这样我才会去做。
读书报：今天中国的出版业已非常市场化，“在商言商”意味浓重，你如何看待图书出版过程中的“炒作”？你自己如何进行“炒作”呢？
石涛：回顾这些年来我策划推出的图书，真正称得上“炒作”的项目不多。我策划的图书更多是依靠媒体的认可，进行自发报道。“重述神话”项目虽然各方反响比较强烈，但不能看成单纯的炒作，因为这个出版消息发布出去以后，许多媒体都很感兴趣，大家喜欢这个项目，于是跟进的报道也比较多。我很少采用大型活动、名人作秀等方式宣传图书，这些方式跟我策划图书的主旨也有偏离。
读书报：你曾经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在多家著名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后来为什么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石涛：原因很简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突然对思想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读了甘阳、刘晓枫策划的一套关于哲学、思想、文化的丛书，一发而不可收拾，进而迷恋，觉得有必要对哲学、思想等多一些了解，这样我的写作才有深度。一头扎进这些领域之后，觉得这些领域水太深，并非短时间内能弄明白的。于是就想到出国深造，1988年出国留学，写作就放下了。我想当初如果我没出国，可能写作也不至于搁浅，至少还会间歇性地写。
读书报：在美国的八年对你的人生乃至今天从事的事业有怎样的影响？
石涛：我觉得影响相当大。在美国的时候我曾在出版社工作，后来在大学教书，应该说过得还不错。现在朋友们会问我：你为什么回来？我在想答案的时候，也在思考我为什么要出去？这是双向的问题。后来我发现，从长远上看，出去是为了回来，但是一定要出去。
出国开阔了我的视野，我看问题的眼光不一样了。这种眼光的转变，有时候比获得一个具体的学位或得到一段学习经历还要重要。我在美国的生活没有局限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我大量地接触西方知识分子，几年的教书生涯，对美国社会也有更多了解。语言的提高也是一个收获，我现在能大量地策划推出版权书，语言优势起到很大作用，至少我与海外同行的交流和海外资讯往来没有障碍。
我认为中国人常常要么就是崇洋媚外，要么就是固守传统文化，比较极端。当年在国内我热爱西方思想时，有些崇洋媚外，等到我去了美国，开始大量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我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在中国看西方和到西方看中国，两相对照，对两种文明就会有更深认识。
在美国八年对我从事出版工作的影响同样很大，我在中国写过小说，到了美国干过出版，教过书，还做过编辑，所有这些经历，使我今天从事出版工作变得顺理成章。
读书报：你回国最初做的是电视节目策划，参与了《实话实说》初创，为什么没有进入出版业？
石涛：我刚回国的时候没有进入出版业的机会。当时《实话实说》节目组缺少有海外学习生活经验的策划，他们不了解海外电视节目TALKSHOW（脱口秀）的情况。我恰好知道一些，他们就找我过去参与策划。
读书报：从1998年参与创立正源公司到后来加盟博库网站，再到今天，你与传统图书出版业之间好像兜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如何评价你个人的这种转变？
石涛：当网络最火爆的时候我跨入这个领域，加盟博库网站，其实是想了解网络出版和传统出版的异同，了解网络出版和传统出版将来的发展趋势。我离开博库之后，对网络的关注依旧特别多。我发现网络出版在目前的中国还相当不成熟，这涉及到收费、阅读工具等问题。传统的阅读行为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历史惯性，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被替代。互联网其实是给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带来更多选择，而不是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
读书报：在中国出版业市场化进程中，许多业内人士感到在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缺乏一个桥梁，信息沟通不够，也就是缺乏职业的“出版经纪人”，对此你怎么看？
石涛：这其实牵涉到出版行业的模式转型问题，西方出版界是走过这个过程的。这个问题我曾经跟国内出版人探讨过，许多出版社的人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在西方，大的出版机构针对的是市场、是对读者的控制力，是对销售的控制力，因此把重点放到推广和营销上。在西方出版界，编辑常常会变成经纪人，许多优秀的经纪人通常都是编辑出身。在需求上，作者需要最好的回报才愿意写作，如何实现作者的最大效益？必须通过经纪人，他能够给作者争取最好的利益。
读书报：从事图书策划这么多年，你策划的图书当中最畅销的是哪一本？累计销量有多少？哪一个图书选题是你目前为止最满意的？
石涛：最畅销的还是《格调》。我离开正源公司的时候，《格调》累计销量已经达到40万册了。这是一本长销书，所以截至目前，这本书的销量肯定不止这个数。
最满意的策划，我想是石康的《晃晃悠悠》，因为这是一本“再造书”。作家出版社先出版了《晃晃悠悠》，印了6000册。石康认为这部作品还有市场空缺，我后来看了这本书，也觉得市场需求不止这么少。于是石康跟作家社解约，把这个选题交给我做，后来当我离开正源公司的时候，这本书已经销了10万册。这种例子对我来说比较有荣誉感，说明一本书的市场反响和生命力，除了文本本身，与策划推广还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再造书”更能体现出版人的眼光。
读书报：这些年来你经历了工作单位的变化，换了好几个办公地点，但这张刊登有你照片的《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的报样始终陪伴在你身边，为什么你对此情有独钟？
石涛：（大笑）。因为《纽约时报》是西方的强势报纸，在西方世界影响非常大。1999年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关于“中国出版”的专题。当时我已经策划过《格调》等有影响的图书，那些书在当年的中国多少有些超前，而且我又有海外留学背景，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可能经过别人的推荐吧，他们就来找我，拍了几张照片。我没想到他们把这篇报道和我的照片放在头版了，而且是《纽约时报》最重要的星期天版！我觉得他们这么看重中国出版业，对我也是一种鼓舞，一种荣誉。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把这张报样放到办公室。看着它，就觉得我不能够随便放弃自己的出版事业。既然有这种期望，我觉得我有能力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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