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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秀才众生相

2005-09-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社会史研究固然需要有人鼓吹、倡导,更需有人脚踏实地地做一些实证的研究,以为示范。就这种角度而言,陈宝良所著《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堪称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又一部新的典范之作。

对明代生员层的考察是这一研究课题的切入点:作者首先从学校与科举制度入手,考察生员的产生,生员在地方学校的

肄业及考核,以及生员如何步入仕途。进而从社会视角,考察失意科场或仕进无门的生员层的社会流动以及一些“社会性动作”,亦即他们在社会诸领域的活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而这类生员又恰恰占生员总数的绝大部分。在下编中,作者运用社会学理论对生员群的整体进行考察,以便能对其整体活动和社会影响力给以较为清晰的勾勒。这种对明代知识精英下层所作的综合性研究,无疑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更深层次的探索。

全书贯穿着作者对方法与史料的重新审视。就方法及其相关的观点而言,作者对明代生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既不过分侧重于经济,也不过分偏重于社会,而是将社会与经济置于一处考察,对生员层作一社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就史料而言,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对史料的重新运用应该包括下面两个层面:一是改变审视的角度,将过去熟悉的旧史料再作一次新的探索,这需要新的理论、方法的指导;二是发掘新史料,尤以此更显重要。作者认为,如果落实到明代生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方面,则应充分发掘过去不被重视的史料,尤其是地方志、文集中的学政史料,然后再由此引发出新的研究领域。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了作者研究的新思路。

从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诸多创新之见,乃至建设性的探讨。如:在导论中,作者通过对生员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将生员与绅士、士大夫、文人等相关概念,既进行了文字学的考辨,又给以社会学层面上的分析。作者指出,生员是绅士(gentry)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绅士的下层。若从明代的实际状况来说,绅士的上、下层确乎是在逐渐分化。生员层慢慢从绅士层游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社会阶层。在下编中,对生员层的社会职业流动,诸如训蒙处馆、游幕天下、由儒而医、弃儒就贾、包揽词讼、弃巾成为“山人”等方面的探讨,使今天的读者对生员的社会性动向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至于对晚明生员相对贫困化的探讨,对生员社会生活基本面貌的阐述,以及生员层与明代学术之间关系的论述,更使我们对生员形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中了解到“秀才学问”、“秀才性儿”的基本特征。尤其是通过对明代士风演变的考察,藉此说明晚明生员层的无赖化倾向,以及对生员闹事之类“学变”的阐述,无不使人们对生员加深了认识,亦即生员除了斯文人或者说“酸秀才”之一面相外,尚有如同无赖一般的另一面相。

所有这些有益性的探索及创新之论,决不是凭空的臆见,而是通过广泛占有史料并进行适当辨析之后的实证性的结论,不能不让人感到平实可信。从书中所引原始资料来看,大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官书、正史;二为诏令、奏疏;三为专门记载;四为地方志;五为野史、笔记;六为明人文集;七为家谱。其引用的原始文献已超过千余种。而在这众多的史料中,下面三个方面的史料又是作者引用的重点所在,即《明实录》、关于学校的专门记载以及明人文集。毫无疑问,作者为了使这一课题研究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显然已将《明实录》通读一过,并从中钩稽出了诸多关于明代学政的史料。作者除了引用已为明史学界熟知的关于国子监生的《皇明太学志》《南雍志》《续南雍志》《辟雍考》诸书之外,更是首次披露并引用了《苏州府学志》《常熟县儒学志》《两浙学政》等关于明代生员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此类文献,或为国内善本,或为海外孤本。此外,作者广泛阅读了明人文集,尤其是文集中提学道及地方学校教官的规条、学约或告示,从中发掘关于生员的史料,更可见其用功之勤。

(《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陈宝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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