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的文人林纾十分相似，阿拉伯近代文坛有一位同样不懂外语，但一生却译著颇丰的文人穆斯塔法・鲁特菲・曼法鲁蒂。他以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优美流畅的语言文字，将所翻译的作品进行适当的本地化再创作，为近代阿拉伯翻译文学乃至本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穆斯塔法・鲁特菲・曼法鲁蒂
在近代中国翻译文坛上，有一位奇特的翻译家林纾（1852－1924），他一生不懂外语，但却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翻译作品。而恰是无独有偶，在几乎同一个时代，与中国有着极其相似的社会背景的埃及，也有一位翻译者，虽不懂外语，但一生也译出了多部作品，为推动埃及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和文学革新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和努力。他就是埃及的穆斯塔法・鲁特菲・曼法鲁蒂（1876－1924）。
曼法鲁蒂1876年出生于阿斯尤特省曼法鲁蒂市一个传统伊斯兰教家庭里，家族声望显赫。幼年时他就会背诵《古兰经》，后在保守的宗教学府艾兹哈尔大学接受教育。在学校期间遇到了埃及改革家、思想启蒙家和埃及近现代散文复兴的先驱穆罕默德・阿卜笃（1849－1905），在思想与文学方面受到其不少影响。此外，他还大量研读过阿拉伯阿拔斯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法（724－759）、贾希兹（775－868）等人的散文作品，对艾卜・泰迈姆（788－846）、伊本・鲁米（836－896）等人的诗歌也有过广泛涉猎。并在此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颇大的埃及近代著名社会改革家赛阿德・柴鲁尔（1857－1927），这些不仅使他积累了深厚的阿拉伯传统文学的功底，而且也使他接受到了积极、革新的爱国主义思想。毕业后，他曾多次为埃及《支持者》报投稿，阐述其爱国思想。柴鲁尔任教育大臣后，就任命他为教育部阿拉伯语文书。后来柴鲁尔调往司法部，曼法鲁蒂也随之调去。1923年，埃及成立议会，柴鲁尔又任命他为议会文书组组长。但为时不久，曼法鲁蒂便于1924年逝世。
曼法鲁蒂生活在埃及社会、政治局面十分混乱的时代。19世纪后半叶，英法实际上统治了埃及。埃及当政者只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只顾自己的安逸，不惜出卖人民的利益。1881年的欧拉比起义惨遭镇压、数以千万人民在战火中丧生。1906年，英军又制造了“丹沙微惨案”。埃及人民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这样的社会环境，使曼法鲁蒂深感悲愤，他一生不断用自己的笔杆来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
曼法鲁蒂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于翻译以及自己的散文、杂文创作上。1925－1926年，他在1910－1920年间为《支持者》报上发表的社会杂文集成三册出版，书名《管见录》。主要是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揭露社会种种黑暗、腐败、贫富悬殊的落后现象，呼吁平等、自由、博爱等思想，要求社会改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反对西方文明侵蚀，维护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地位的观点。《管见录》中还收录了一些他的创作小说，如《第一杯》、《两位女殉难人》、《饿死的女人》等。曼法鲁蒂的译著混合的小说集《泪珠集》于1915年出版，其中创作小说有《孤儿》、《面纱》、《悬崖》、《惩戒》等；翻译作品有：删改而成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译名为《牺牲》）、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译名为《牺牲者》）以及《阿本赛拉奇末代王孙奇遇记》（译名为《纪念》）。除了收录在《泪珠集》中的短篇之外，他还出版了四部长篇翻译小说。即《麦吉杜林或菩提树下》（法国作家阿尔丰斯・卡尔的《菩提树下》）、《为了王冠》（法国作家法朗士瓦・古贝的剧作）、《美德或保尔和薇尔吉尼》（法国作家贝纳丹・德・圣・皮埃尔著的《保尔和薇尔吉尼》）以及《诗人或西哈诺・德・贝尔日拉克》（法国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剧作《西哈诺・德・贝尔日拉克》）等。
曼法鲁蒂一生在文学翻译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他之前，虽然阿拉伯文坛也有人进行过文学翻译尝试，但其成就都无出曼法鲁蒂之右。他不懂外文，翻译文学作品或是同友人合作，由友人讲述原意，自己执笔翻译；或是取前人或当时文人的翻译粗稿，再由自己进行翻译加工而成。因此，他的翻译基本上都是意译的。《茶花女》在曼法鲁蒂的删改之下变成了一部短篇，剧作《为了王冠》等也变成了小说。虽然如此，他们的翻译作品仍然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曼法鲁蒂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由于近代东方国家特殊的社会状况，每个爱国文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社会的进步，为国家的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文人往往首先关注的是思想的变革。因此，在选择小说时，他就主动倾向于能够反映进步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和民生疾苦的作品。他在为自己的翻译小说《为了王冠》所写的序中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爱国英雄。他具备勇敢、坚毅、不畏牺牲的品德，……介绍这个巴尔干英雄是为了鼓舞埃及人民。”而埃及文学评论家绍基・塔伊夫（1910－）也曾说曼法鲁蒂的译文是建立在“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的”。埃及文学家阿卜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也说曼法鲁蒂翻译作品是为了描写神圣、纯洁的爱情，特别是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穷苦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感情。正是因为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曼法鲁蒂才在译文中融入了大量的自我情感，加入了大量的再创作成分，使其能与当时国民特别是穷苦人民的内心产生共鸣。
曼法鲁蒂能够享誉阿拉伯翻译文坛，近代阿拉伯社会的大背景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前因，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在近代阿拉伯社会，像曼法鲁蒂一样，译作丰富的人比比皆是。例如他翻译的作品《保尔和薇尔吉尼》就曾被好几个文人译过，在他之前有穆罕默德・奥斯曼・哲莱勒，而在他之后也有黎巴嫩文人以利亚斯・艾布・沙白凯等，这些文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大多都采用意译的手法，其动机也正如在前文分析的那样，是加强小说的社会功用，实现宣传先进思想、启迪国民的目的。
而曼法鲁蒂的译作之所以更受读者重视的关键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首先，他能够将译作适当的本地化。这种本地化不是对原作的随意删改。而是在反映原作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删去了许多国人不太容易明白的描写，或是为了适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原作叙事时间进行调整，并加入了适合本国读者鉴赏口味的内容。在这个过程里，译者首先作为一个读者来阅读西方文学，从他们对原著的了解以及考虑到当时社会普遍的接受程度，选择翻译的方式与侧重点。在这一点上，恐怕译者作为第一个读者对翻译的影响更大一些。因此，可以说，好的译者对于处在接受初级阶段的读者来说，会在输出的过程中适当的将原作本地化，等于赋予了原作第二生命。而且由于曼法鲁蒂不懂外语，他是作为一个听众或是间接阅读者，因而作为二次输出者，他译作中的再创作成分则更多，也更接近于本土作品，更容易为本国读者所接受。
其次，曼法鲁蒂的译作之所以能够有出色的魅力，还在于他在翻译语言上的突破。他一改近代沉闷的文风，借鉴阿拔斯时期的散文艺术，师法伊本・穆格法、阿卜杜・哈米德和贾希兹等大师的散文风格，加上自己的创新，以类似散文的笔法来翻译小说，使他的译作在语言上清新典雅、凝练流畅，时而哀惋悲壮、时而婉约细腻，有时像在与人倾诉，有时则像在面对阿拉伯民众发表演说。例如《麦吉杜林》中的一段文字：
有人说，春天的季节是爱的季节。情感在春天中散播，使人们的心灵变得充满人情，心与心在慢慢靠近。公园里、果林间，到处都有一群群的鸟儿在花间枝头歌唱，成群的人们在林间游乐。而我，却丝毫不信眼前看见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最惬意的时光莫过于尽情地让心灵飞翔，低语我的哀愁和忧伤，洒下串串的泪珠，来冷却在我心头纠缠着的渴望。
这是麦吉杜林给苏珊的一封信里的话。从语言风格上来看，这段译文很像是一篇散文，音韵和谐、行文流畅、笔调清新、感情细腻而真挚。而《麦吉杜林》整部译文的语言风格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曼法鲁蒂不仅超越了他所学习、崇尚的阿拔斯时期的散文艺术，而且也比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翻译家进了一大步。此外，曼法鲁蒂还时常以演说的形式翻译作品，甚至将原作由戏剧改译为小说，将原作中的对话译为散文式的演说，这一点在他的译作《为了王冠》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该作品主要讲述了巴尔干国为了摆脱土耳其统治而进行斗争的事情。在原巴尔干国王死后，人们要在将军巴兰库米尔和主教雅亭二者中选一位出来继任王位。在国会选定主教后，将军密通土耳其，妄图卖国以求得王位。将军的儿子力劝父亲放弃这种不义之想，但父亲对其置若罔闻。后来，儿子大义灭亲杀死了父亲，又遭陷害被判死刑。他的女友为使他解脱，杀了他，而后也自杀殉情。
原作戏剧中儿子与父亲的对话，在曼法鲁蒂的笔下变成了儿子单方面的长篇演说。而且大部分演说与小说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性格完全无关，只是重点突出劝诫主旨，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有些甚至脱离了小说中人物的特定环境，读起来倒像是阿拉伯革命家在面对群众发表演说。例如：
过去十年来，我们之所以一直遭受着巨大的天灾人祸，就是因为我们狂妄骄傲、夜郎自大；因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自以为是。富者侮蔑穷者，强者欺凌弱者，权贵轻贱黎民。因而上主就降下穷兵尚武者来统治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也曾以此来与人交往，我们也尝到了应有的报偿。“我没有亏待他们，但他们却亏枉自己。”
文章中的内容看起来似乎是在指以阿拉伯文明曾繁荣昌盛，傲然世界而怡然自得的阿拉伯人，又像是反映了埃及近代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更为有趣的是，曼法鲁蒂居然让一个基督教徒引用了《古兰经》中的话，原作中无疑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文字的。但是流畅的散文风格和适合本国近代国民鉴赏能力的本地化删改，却符合了近代埃及国民的接受趣味，这使曼法鲁蒂的译文取得了同时代翻译家们都未曾取得的成就。
幼年时的经历与教育往往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性格特色和道路选择。曼法鲁蒂生在一个显赫的宗教家庭，自幼家教很严，接受的是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他从小性格温和、细腻而敏锐，富有同情心。本性的驱使使他对社会的疾苦有着深切的关注，他同情一切弱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想要帮助每一个受苦的人脱离悲惨的生活。但是，他的敏锐多感往往使他容易绝望，在埃及局势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他往往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他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又给了他很多限制，使他拒绝接受其他一切宗教文化。他所翻译的一些书籍，也是增改前人或是同时代人的翻译粗稿而成，而且基本上只选那些能够让他感动、与他心灵有共鸣的作品，对西方文学没有大量的、系统的了解。这样他的译文只是追随自然感情的真实流露。同时这些封闭的空间，使他很难在文学形式、语言上有巨大突破，因而他的成就也就有了时代的局限。但是，尽管后来，在埃及文学渐渐成熟后，曼法鲁蒂的作品的借鉴作用越来越小，我们却不能否认，他风格清新、散文式的译作对当时阿拉伯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他们的评价，正如埃及学者绍基・塔伊夫在《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说的那样：“应该用文学家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他，用他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的情况来评价他，我们不应该用后来时代的标准去衡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