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闺秀》东方?虫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东方?虫东原名李君维，这个怪癖的笔名来自《诗经・?风》：“?虫东在东，莫之敢指”，他自述用这名字“无非是想
《绅士淑女图》虽只薄薄一册，但典丽明雅，匠心别具，可谓40年代文学史“最美的收获”之一。东方?虫东喜欢写上海，也擅长写这里的事与人，他故事的主人公，皆徘徊半新半旧，亦新亦旧之间。留学法国的学生，回来一副名士派头（《河传》）；作风新派的女子，也熟稔旧家的世故人情（《绅士淑女》）；领了公司的薪水，还要指望乡下的租米（《忏情》）。现代的物质与精神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改变，也同样被他们的传统包涵、改造和转换，变成他们脚踏实地的生活。东方?虫东的上海，与30年代的众多书写不同，不是施蛰存的现代主义演绎的色、幻、魔的迷境；不是刘呐鸥、穆时英的先锋性书写描绘的身体和城市的奇观；也不是邵洵美、叶灵凤的颓废写作展现的奢靡与浮纨的都会，他的“上海”，或许更肖似张爱玲那个“太阳底下的上海”。男男女女坐着人力车、电车，往复在公司大楼和街巷弄堂，来往于旧式房厅和西式公寓，谈情说爱、谈婚论嫁，却没有什么爱情神话，“结婚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恋爱倒成了冒险”（《牡丹花与蒲公英》），偶似飞扬，终归于日常。这是40年代文学的独特气质，更是40年代上海、中国的基本的生活与感性。
像所有关于上海的故事，东方??的小说，不满和讥刺当然有，对那朝三暮四的男人，对那水性扬花的女人，对漫长的战争，对多舛的世途，但并不是那么尖酸辛辣，刻薄得不依不饶，毕竟，是上海人。当时有人撰文《自从有了张爱玲》，把东方?虫东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认为“（张爱玲）另有一番琐屑纤巧的情致，后起而模仿者日众，觉得最像的是东方?虫东，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张派文章里的小动作全给模仿像了。”这话对也不对。东方?虫东欣赏张的文章，受到张的影响不假，他和张一样，兼具通俗品格与先锋精神。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字“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的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自己亦心向往之，追求之。但东方?虫东的文字，不像张爱玲那样张力十足，那样撕心裂肺，而更倾于流丽、典雅，或许跟人生经验有关，跟想像力有关吧。按照秦绿枝的说法，旧日大上海，留在李君维记忆深处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小说，还有西藏东路东方书场里夏荷生等名家的说书，年少时素喜坐在里面一边喝茶、吃零食，一边听《三笑》、《描金凤》、《珍珠塔》；还有舞台上的话剧《浮生六记》、《青春》、《红尘》，那是他“苦中作乐的一种寄托”；还有电影院里的《太太万岁》，看罢还要感叹一句“如果说万岁就是太太胜利了，那勉强的胜利一定掬了一把辛酸的眼泪”。东方?虫东小说的收煞，用他在《骡车上的少年》里引用的弹词，或者差可比拟：“无线电平稳地唱着‘奴命薄来君命苦’。”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人总想抓住点什么固定的东西，平一平气来，安一安心，不想抓住的却是“命”，捉摸难定。洋场旧家庭衰落而未必失落，新的精神家园建筑却未建成，总是半新半旧的样子，何去何从，似乎并不分明，而历史也有没来得及判个分明，便戛然断裂了。名字怪僻如“?虫东”，“恶俗不堪”如“爱玲”，都同样没有人记得。就像李君维自己说的“我的手表在20世纪40年代停止了”。
可是，历史总爱玩笑似的。张爱玲出土了，且由凉转温变热，喧喧腾腾、沸沸扬扬。《绅士淑女图》也重印了，李君维焕发热情，陆续写下了《名门闺秀》（1987）、《伤心碧》（1996）、《人书俱老》（2005）。一个又一个的上海梦里，时间究竟会怎么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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