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行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BG（“垮掉一代”）代表人物金斯伯格（1927 1997）曾在1984年访问中国，他的中国记行，原发表在美国1985年2月20日《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以前未收入任何文集出版。今年4月7日是诗人去世七周年纪念日。此文现由金斯伯格秘书、金斯伯格基金会负责人鲍勃・罗森塔

在中国期间凡同我相见的人，我总要问他们一个问题：对当今中国他们到底有何看法……我发现在中国处处洋溢着一种开放、改革以及仿佛如同呼吸到新鲜空气似的那种氛围。

在私下交谈时，中国人可以说头脑十分清醒，不乏想像力，非常友好，会告诉你有关他们能够让你知道的一切事。不过，只有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你才能同他们展开细微的、真诚的、坦率的谈话。如果同上面说到的那种人交谈，他们会表现出某些拘谨。

在课堂上，除了写作技巧之类，学生们少有提问。他们告诉我如果有谁问题太多，或提出某一稀奇、非一般性的问题，会被视为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这因此会被记录在其档案里。

他们之所以局促还因为文化意义上的怯懦和传统儒家所要求的对长辈权威的尊敬和服从。

有时，他们常常令我惊异。一位上海附近的学生借到一本书，将里面我写的不少涉及性爱和情欲的诗歌翻译出来，我问他，这些译诗他会给谁看，他回答：“我的女朋友。”

我问：“你这样做有些什么乐趣？”他说：“我年轻，我渴望爱而且享受爱情。我对爱情有兴趣。”

我遇到的中国人总是热望一种真挚、坦诚的情感生活。他们否认在28岁结婚前没有任何性生活的说法。如果一个学生在做亲吻爱抚之类的事时被发现，这事在其档案上会记下一笔。

因此，他们冲澡或私下做一些性幻想之类的事。每天清晨5点半，他们就起床沿着操场跑步，打太极拳。

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美国文学艺术院共同组织的一个文学代表团的成员，并接受北京作家协会的邀请，我到中国出席为期4天的中美作家会议，与一些中国著名的作家相聚。

会议的主题是“灵感的源泉”――这一命题的取名颇有意味，目的是为了给予中国和美国作家一个机会来谈论个人灵感的源泉，以便让他们能够公开个人对于自由表达的看法。

最具有启示性的交谈往往在私下进行，对美国作家这一方而言，我们很克制礼貌，只是在发言中谈到艺术的核心是言说和表达的自由，意在鉴戒而非批评。

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极端行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影响仍然很大。一些中国人担心“开放的大门”和新的自由市场是否又会关闭，担心最近的改革政策是否会持久不变。

我同若干大学外语系的知识分子一起相处了较多的时间，每个人都有各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他们如何作为红卫兵上山下乡的，他们的父母亲作为翻译或物理学家如何被解职，他们的母亲被送到农村，他们自己如何被放逐，去清扫公共厕所等等。

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因此，这实际上既是一个严重的家庭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谈话中，中国人对于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动乱的感情不尽相同。可他们困惑的是世界上文明最悠久的中国居然会经历那段时期的自我堕落。

我与之谈话的许多人说，那些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红卫兵，揭发别人的教授……现在同他们曾经迫害过可“已经平反的”受害者一起工作。

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是，“那位在1967年底曾经领导对我进行调查、审问多达几个月的人现在的职位比我低些，他是英语系的一个职员。我每天在办公室看见他。”

我问他这种情况他怎么会接受呢？他回答，“我无可奈何。他能到什么地方？我难道能不接受吗，我又能有什么地方可走呢？我们都不希望回归暴力统治时代。我们都希望能向前看。”

许多中国人从外国文学杂志上知道了我的写作。他们也知道BG……赵一凡写过一篇关于BG的文章。赵曾经是红卫兵，60年代烧焚过字典，眼下在哈佛大学做他的关于艾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博士论文。

中国人对BG的看法与美国人不同。他们认为那是旨在反抗资本主义，或者说美国资本主义的一场文学运动，在某一意义上，是对政府/体制压制和审查制度的一种反叛。

他们不可能十分理解BG，不过他们从BG那儿嗅到的是一种言说意义上的解放、波西米亚似的开放自由。

中国人真诚地喜欢美国人。在上海的一次文学会议上，程乃珊（音译）――一个优秀的年青女诗人应比她年长些的作家之请求首先发言。谈到她的理想，她说，少女时代，她常常梦到格里高利・派克和他不凡的演艺生涯。她承认“他点缀了我青春多彩的梦想”。

中国人有时也难以捉摸令人不解。人们总会告诉你对性的压抑是多么严重，旅游如何受到限制，宣传机构作为一种强有力体系使整个社会得以稳定，中国的控制体制如何把权力集中在高层。可他们正是依靠了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避免国家倒退到人剥削人的时代，那时欧洲国家的自由市场――包括西方国家的鸦片推销――主宰着中国的政治生活。

在上海，我同复旦大学校长、一位分子物理学家（指谢席德――译注）共进晚餐。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曾经被关在办公室里，干仆人的活儿，被人踢打轻度致残。现在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我对她说，“我见到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有信仰危机。”她说，“并非如此。这问题挺复杂。的确好些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不那么坚定。我们大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深受其害。我们得共同努力工作，我们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情况一定会好起来。”

我在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呆了三周。保定市没有对外国人开放，因此这儿没有为（外国）旅游者而特意装饰起来的门面，没有国际性的接待外国人的饭店旅馆，没有大理石地面的浴室，任何房间里也没有制热设备――甚至教师住宅也如此――到处都是煤尘。

由于烧煤而散发的烟雾在中国处处可见；煤既是工业的能源也用于做饭。

我的过分或放肆的言谈总会引发中国学生们的笑声。在中国的美国教师被允许可以说他们想说的任何事情。

我给学生朗读一首W.C.威廉斯的诗作《俄罗斯舞蹈》（“Danse Russe”）：

如果是我在我那向北的房间里赤身舞蹈，舞姿怪异面对镜子在头顶上挥舞衬衣轻轻地自我歌唱我多么孤独，寂寞我天生就孤独没什么人比我更孤独！如果我赞美我的手臂，我的面庞，我的肩膀，我的腰腹，那靠在长长的黄色阴影里的臀部，谁能说我不是我天生是家庭最开心快活的人。

我向学生解释，不论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整体看法如何，不论他们如何看待美国从商者，美国人内心的感受就是如此。

在保定的教学结束后，学校为我和另一位教师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

一个上了年纪的干部出现在宴会上，50年代中期他曾经带领过巡回京剧团。他先为我们唱京剧，然后很有情感地朗诵毛泽东写的一首著名的具有英雄气魄的诗，部分如下：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我们两位都是美国人，就要离开中国，他希望让我们知道他对于中国的感情如何深厚，我们喝得醉熏熏的，在热烈的气氛中拥抱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