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
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三联书店再版了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这部书经历了近六十年的风雨，折射出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次反侵略战争的序幕，始于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吞并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就在“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后，在天津《大公报》上开始连载长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引起国内外读者的注意。
《大公报》连载的长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因“九・一八”事变而引起的。这篇长文经过两年多的连载后，结集成七册巨著，仍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是一部集中日关系史料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史论专著。它成书于抗日烽火乍起之时，再版于中日关系正常化之日，与20世纪中日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作者王芸生（1901 1980年）是《大公报》记者，因著此书而成为中国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和日本问题政论家。
王芸生自幼家境贫寒，虽只上过几年私塾，却奠定了很好的古文根底。他在做茶叶店和木行的学徒时，抽空阅读仅有的几份报纸，了解了许多外界的新闻，也被记者职业所吸引。为此，他辞掉学徒工作，整天埋头写作投稿。1929年夏，28岁的王芸生正式成为《大公报》的一员。
缘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大公报》从北宁铁路局（设在天津）得到“沈阳有事”的消息，该报总编辑张季鸾立即通知当班编辑王芸生随时等待最新消息。19日凌晨4时，王芸生得到记者汪松年打来的电话，由王口述排版，在该报要闻版左下角加上一条“最后消息”，刊登在9月19日的《大公报》上。这是一条最早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
9月下旬的一天，《大公报》社社长吴鼎昌同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所有编辑都参加的会议，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会上，张季鸾严肃地宣布两项决策，其中之一叫做“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定《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关系史料。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王芸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沈阳的炮声响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因念国家之可危可耻，提议在报上辟一个专栏，每日刊载一段中日关系史料，以为警醒国人之助，并推我担任主编。我当时只是一员编辑，对历史并无研究。但陆续得到历史学者和当代外交家的热心帮助，或予指教，或供史料，逐步得到先辈学者的重视，博得一些虚声，实非编者之功。”
艰难写作
王芸生接受任务后，即从1931年9月底开始，用了一周的时间，对新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作了筹划，如果每日刊载一段，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他采取的办法是，边搜集材料、边写作、边发表。随即，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和誊写史料。当年在故宫作档案整理的单士元先生回忆说：“此时大记者、大历史学家王芸生先生正在编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日余任整理清代档案之事，由此得识先生。每次先生由天津来北平，均能相与议论探讨。”《大公报》同人曹世瑛在回忆王芸生这一段的编写工作时说，他的“办公处不在编辑部而在资料室，全天都在电灯下工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王芸生已初步整理出头绪，急撰成章，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每日登载一段王芸生撰述中日关系的史料，连载长达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首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这16个字，铿然有声，爱国之忱，跃然纸上。王芸生在首篇前还写了“前言”说：“……吾人试考六十年来之中日外交关系，当可了然于强弱进退之所由来。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爰自同治十年中日订约，以迄最近之日本侵华经过，搜辑政书，分纪始末，使一般国民，咸知国耻断非突发，自反乃能自强，明耻教战，或非无裨。……迨甲午一战，中国遂大暴露，赔款割地，自是日本渐为强国，中国则日衰。庚子后，日人在华之势力，亦日益伸张。迄今又三十余年，日本著著进步，窥伺之计无穷，而中国则积弱之势，每况愈下，迄今东北三省复又不战而失守，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览兹篇者，庶知耻而怀奋焉。”
王芸生在写作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和当时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遗老也提供了不少资料。
由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起初未署作者之名。王芸生当时的考虑是，《大公报》同人的文章一般不署名，自己也就不署名了吧，只是写“本报特辑”四个字。张季鸾发现了署名的问题，几次催促王芸生署名。因此，从1932年2月12日开始，署上了“本报记者王芸生辑”的字样。从此，王芸生的名字开始被读者熟悉。1932年4月《大公报》社出版部将已连载3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张季鸾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初版撰写了序言。以后，该书又连续出版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卷。此书的写作跨度原为1871―1931年，第七卷只写到1919年，还有12年未及写作。因时局动荡，加之王芸生被报社委任为编辑主任，工作繁重，这12年的写作任务就此搁下。
影响深远
那时，一般读者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知其详者不多，读《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抚今追昔，可在无形之中，将数十年中日两国间重要史实了然于胸，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心。
《大公报》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北平的燕大、清华和上海的复旦等高校，分别邀请王芸生去讲日本问题。1934年8月，他还应邀去为蒋介石讲过两个小时的日本问题。
中国近代史专家刘大年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有这样的评价：“第一，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碍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第二，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无论思想、风格来说，都是这样。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
从1932年4月以后，《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陆续汇编成书，大批流传到日本国内，立即引起日本政界、军界的警觉，引起舆论界、学术界的注意。日本舆论界发表的评论说，中国一份具有悠久历史的全国性大报（天津《大公报》是1902年创刊的），如此大规模地宣传中国屈辱的外交史，是在唤起中国民众对日的不满情绪。日本学术界迅即组织专家力量，翻译此书。从1933年3月开始，由波多野乾一和长野熏合译本陆续出版。日译本的书名为《日支外交六十年史》，只翻译了第一至四卷。两位日本学者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内田康哉写道：“中国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君，以平津诸名流为后援，撰写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得资料于中国之秘库，旁征博引，略近所期之完璧。盖辛亥革命后二十年，以往藏于清舍、不出库外之档案，亦陆续公开之际，不迟滞地利用之，足见本书之价值。”1987年7月，日本龙溪书局又再版了这部书。
1947年2月，王芸生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战后的日本。他在与各方面的接触中，很多日本人都说知道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日本学术界的热心人还为王芸生收集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希望此书能有再版的机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仍处于冷战状态。1956年8月，王芸生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赴日本参加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日期间，他同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历史学研究所和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等学术团体座谈，讨论中日关系的有关问题。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江口朴郎请他谈谈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感想。王芸生说：“那部书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今事过境迁，应“忘掉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日本著名学者安藤彦太郎教授说：“中国朋友主张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政策是不采取报复主义，而是和平政策。”他的这一观点，博得了日本朋友的一致赞同。王芸生一再对日本朋友说，我们不赞成“历史糊涂主义”，同时我们又主张“国无常仇”。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合乎辩证法的，而且表现历史的眼光辽阔。由此，王芸生也萌生了修订和再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念头。
修订和再版
1957年6月，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见到王芸生曾嘱咐他抓紧时间，重新整理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公报》社长的王芸生，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访问刘大年，征询他对修订此书的意见。他们商议的意见是，“大改”困难太大，“小改”意思不大，倾向于“中改”。所谓“中改”，其实也近乎重新写。王芸生回忆说：“由于领导上的启迪，师友们的鼓励，就着手进行修改。工作相当认真，广泛搜罗战后新出的史料，使之充实，并在叙述部分改用语体文。花了相当大的力气，修改了一、二两卷。到1966年5月，国家形势有了变化，个人遭遇也很不平常，于是再度搁笔。”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准备接待日本客人时，毛主席让秘书找来了王芸生在1934年出版的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材料阅读。9月26日，毛主席在接见田中首相后对周总理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尽快“解放”王芸生，还安排他参加9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从此走出“牛棚”。1973年4月，王芸生作为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从此，王芸生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日友好工作方面。与此同时，他还是抽出一定的时间，思考修改旧作。
1979年7、8月间，王芸生自感身体不支，时间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再次同刘大年商议改书事宜，告诉他改书的进度。刘建议，应压缩原定的“中改”计划，未修改的各卷基本维持原状，只作最必要的改动，这样比较现实。他同意了。此后，他加快了改书的速度。是年底，他因肝硬化，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医院。胡愈之先生、程思远先生、楚图南先生到医院看望他时，建议未写出的1920年至1931年中日关系史用大事记形式续上，以保持全书的完整。王芸生听从了老友的建议，在医院继续“拼搏”着。在新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即将付梓之时，王芸生带病撰写了一篇8000字的“修订导言”，并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
在胡愈之先生的多方联络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了这套书的出版和发行。1980年3月，王芸生终于在病榻上见到了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的新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的第一卷样书。弥留之际，老人捧着书，执意要把书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见到这一情景，医务人员、亲朋好友无不潸然泪下……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在北京病逝。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全部再版出齐，是在王芸生逝世两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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