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虽然熊召政的长篇小说《张居正》以全票的优势一举夺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作家却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说是尽善尽美的，在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居正》修订版中，熊召
政重新修改四卷本的小说达2558处之多，这些修订包括人物、职务、官位、地名到人物属相，甚至还有一些文辞笔误。这其中一部分是作
应当说，这些文史错误都不是很严重，大多数的读者阅读时都是一带而过，但熊召政是这样看待作品中的差错的：“我要为历史、自己的作品负责，也要把读者当成上帝。”熊召政对待自己作品中的错误的态度让笔者感慨万分，这才是一个作家对读者和自己的作品负责的表现。人无完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作家也不例外。特别在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作品中更是容易出现硬伤，这一类硬伤连鲁迅、陈寅恪和钱锺书这样学识渊深、对中国传统文化了如指掌的国学大师也不能完全避免。熊召政的作品是小说，不是学术论著，当然不能用学术著作的要求去对待。但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应当是精益求精的，有了错误就应当勇于改正，这样才能使作品有更长的生命力和更强的感染力。
但是，现在不管是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都颇有一种视文史差错为理所当然、视批评为无足轻重的派头，如让王维与太平公主吊膀子，让汉武帝去吟诵“吹绉一池春水”等等。还有的作家对所有的针对其“硬伤”的批评一概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如余秋雨先生。余先生也是深受读者爱戴的作家，他的别具一格的文化散文涉及许多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方面的知识，因此难免出现一些差错，何况余先生并非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专家。但是，余先生对待自己作品中的一些硬伤却采取拒不认错的态度，乃至认为自己错的有理，劝青年读者“不要纠缠文史细节”，把批评者斥之为“文化盗贼”。
同熊召政先生比起来，有些作家显然缺少对待创作的严谨态度和对读者负责任的精神。可怕的是，这种对待硬伤的“宽容”气氛正在全社会蔓延，作家、编辑和导演们乃至读者观众都不再把“硬伤”当回事，几乎任何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都不难找出一大堆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来，即使错得南辕北辙也能得到“谅解”，反倒是批评者显得迂腐和不够“气量”。久而久之，大家开始对“硬伤”习以为常，连批评者自己都失去了兴趣。正因为如此，熊召政先生有错即改、善待批评的态度，才显得更为珍贵，更值得我们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