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说梅绍武旧症复发，心里就有种凶多吉少的预感，病情拖延期间，虽然期盼吉人天相，早占勿药，但奇迹并未出现，噩耗还是传来，绍武走了。屠珍告诉我，绍武初病时还念叨过我，说交这样的朋友值。其实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他说的，因为我从绍武身上看到和感受到了许多令我景仰的品德。遥望西去的故人，桩桩往事历
梅绍武（1928－2005）祖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戏剧研究家。凡是认识绍武的人，相信都会同意我对绍武的这两句评价：他是一位忠厚的学者，他又是一位谦逊的名人。
我是在1978年广州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上认识绍武的。起初听说他是梅兰芳先生的公子，仿佛令人多了一层神秘感，可是看他的谈吐，听他的发言，却是再普通不过。那时刚开始对外开放，人们对外国文化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学所知甚少，而绍武，却凭借他长期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再加上他的勤奋钻研，所以他的发言既新鲜又实在，什么纳博科夫、尤金・奥尼尔，什么荒诞派戏剧、百老汇戏剧，对我都是很陌生的名词。一天晚上，我找上他的房间去请教，尽管素昧平生，他还是耐心地给我讲了近一个钟头，并由此开启了我们两人二十多年日益密切的友谊。《译林》创刊时，我曾有意聘请他当编委，他问我还请了哪些人，我答有钱锺书、杨绛、卞之琳、戈宝权、冯亦代等人，他一听连忙说，这些都是大家，我比他们差得很多，你别请我，若真把我摆上去，反而会给《译林》“丢份儿”。这话当然是自谦的话，但我想到，受聘当编委，还能跟那些大家名列一起，一般人恐怕都会乐观其成的。惟有绍武，这么认真，这么厚道，连虚名也不想沾，我真的被感动了，决定尊重他，收回对他的聘请。绍武没当编委，但他对《译林》杂志以及后来的译林出版社，一点也没少关心。每逢《译林》缺稿，大如专评，小至名词解释，一找绍武，准是有求必应。《译林》开笔会，绍武、屠珍夫妇更是每会必到。1980年初《译林》因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人“打棍子”的时候，绍武夫妇可谓是《译林》的“铁杆”支持者，尽管他们学的研究的都是英美高雅文学，但他们并不排斥通俗文学，退休后自己也翻译起侦察小说来了。不图虚名，为人厚道，做学问实在，这几句话放在绍武身上，应该是最贴切不过了。
绍武的博学，加上“梅公子”的特殊身份，使他在翻译界和梨园界都成为名人。他虽然不像葆?、葆玖那样继承京剧衣钵，但也非常熟悉京剧，他撰写的人物传记《我的父亲梅兰芳》，以及电视剧脚本和画册《梅兰芳》等书，都涉及大量京剧发展的史实，他还出任“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和“梅兰芳研究会会长”。在梨园界，他被人尊称为“五哥”而备受崇敬。至于在翻译界，他更因参与翻译过《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主审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中的英美部分，以及翻译过纳博科夫、尤金・奥尼尔、阿瑟・密勤等名家的多部作品而被人称誉。对待这些光环，绍武一向低调，从不张扬。有两件小事令我印象很深。1987年他与我一起去香港出席“当代翻译研讨会”，闭幕当晚会餐时，他同我一起坐在不显眼的边桌上。也许是知道了他是内地著名翻译家，又是梅兰芳先生的公子，所以有人过来邀请他移到中央一排嘉宾桌那里上坐，他执意不肯去，我劝他也不听，只好作罢。前不久，我在《中华读书报》策划“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专栏，要介绍绍武的翻译成就，他一再说“翻译太难，我还在学”，后来就用了这句话做标题，因为这正是绍武为人谦逊的写照。
还有一件最近的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戈迪默去年发起出版一本讲故事的书，精选全世界精彩的短篇小说，并把该书的出版和版税收入全部捐献给艾滋病患者。此举得到世界各国的热烈响应，译林出版社也参与了这项义举，在买下该书中文本版权后，为了多捐献一点，要求译者义务翻译该书。绍武虽已患病，但一听说这是公益事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翻译尼日利亚作家齐努阿・阿契贝的一篇短篇小说《糖娃娃》的任务，屠珍也义务另译了一篇，两人都如期交了稿。没想到这篇没有稿费的译作，竟给梅绍武的翻译生涯画上了句号。绍武走了，但载着他的爱心与风范的这篇绝笔译作，不久将呈献给关爱他的广大读者。安息吧，绍武，读者会记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