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尖兵钱瑗
杨绛，1911年生，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留学英国、法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钱瑗和她父母一样，志气不大。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立志要当教师的尖兵。尖兵，我原以为是女儿创的新鲜词儿，料想是一名小兵而又是好兵，反正不是什么将领或官长。她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就尽心竭力地当尖兵。钱瑗是怎么样的尖兵，她的同学、同事和学生准比我更了解。
我们夫妇曾探讨女儿的个性。钱锺书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我觉得这话很恰当。两位祖父迥不相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
钱瑗坚强不屈，正直不阿。北师大曾和英国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钱瑗常和英方管事人争执，怪他们派来的专家英语水平不高，不合北师大英语研究生的要求。结果英国大使请她晚宴，向她道歉，同时也请她说说她的计划和要求。钱瑗的回答头头是道，英大使听了点头称善。我听她讲了，也明白她是在建立一项有用的学科。
有一天，北师大将招待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一位监管人。校内的英国专家听说这人已视察过许多中国的大学，脾气很大，总使人难堪，所以事先和钱瑗打招呼，说那人的严厉是“冲着我们”，叫钱瑗别介意。钱瑗不免也摆足了战斗的姿态。不料这位客人和钱瑗谈话之后非常和气，表示十二分的满意，说“全中国就是北师大一校把这个合作的项目办成功了”，接下慨叹说：“你们中国人太浪费，有了好成绩，不知推广。”钱瑗为这项工作获得学校颁发的一份奖状。她住进医院之前，交给妈妈三份奖状。我想她该是一名好的小兵，称得上尖兵。
钱瑗爱教书，也爱学生。她讲完课晚上回家，得挤车，半路还得倒车，到家该是很累了。可是往往到家来不及坐定，会有人来电话问这问那，电话还很长。有时晚饭后也有学生来找。钱瑗告诉我：她班上的研究生问题最多，没结婚的要结婚，结了婚的要离婚。婚姻问题对学习影响很大，她得认真对待。所以学生找她谈一切问题，她都耐心又细心地一一解答，从不厌倦。我看出她对学生的了解和同情。
早年的学生她看作朋友，因为年龄差距不大。年轻的学生她当作儿女般关爱。有个淘气学生说：“假如我妈能像钱瑗老师这样，我就服她了。”
钱瑗教的文体学是一门繁重而枯燥的课，但她善用例句来解释问题，而选择的例句非常精彩，就把文体学教得生动有趣了。她上高中二年级时曾因病休学一年，当时我已调入文学研究所的外文组（后称社科院外文所），她常陪我上新北大（旧燕京）的图书馆去借书还书。她把我借的书读完一批又读一批，读了许多英国文学作品，这为她选择例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这许多例句都是她备课时随手拣来的，没留底稿。我曾看过她选的例句，都非常得体，也趣味无穷。钱瑗看到学生喜欢上她的课，就格外卖力，夜深还从各本书里找例句。她的毕业生找工作，大多受重视也受欢迎，她也当作自己的喜事向妈妈报喜。
钱瑗热心教书，关怀学生，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她为人刚正，也得到学生和同事的推重。她去世的告别会上，学生和同事都悲伤得不能自制。钱瑗的确也走得太早了些。
如今钱瑗去世快七年半了。她默默无闻，说不上有什么成就，也不是名师，只是行伍间一名小兵。但是她既然只求当尖兵，可说有志竟成，没有虚度此生。做父母的痛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材，“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这只是出于父母心，不是智慧心。我们夫妇常说：但愿多一二知己，不要众多不相知的人闻名。人世间留下一个空名，让不相知、不相识的人信口品评，说长道短，有什么意思呢。钱瑗得免此厄，就是大幸；她还得到许多学生、同事、同学友好的爱重缅怀，更是难得。我曾几次听说：“我们不会忘记钱瑗”，这话并非虚言。“文革”期间钱瑗的学生张君仁强，忽从香港来，慨然向母校捐赠百万元，设立“钱瑗教育基金”，奖励并培养优秀教师。张君此举不仅得到学校的重视，也抚慰了一个妈妈的悲伤。他的同学好友是名编辑，想推出“纪念钱瑗小辑”，他们两人相约各写一篇。钱瑗的学生和同事友好闻讯后，纷纷写文章纪念钱瑗，没几天就写出好多篇。
张仁强：尊师重教
张仁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现为香港第一海域有限公司董事长、北师大“钱瑗教育基金”理事长。
2004年8月初，我回到母校北京师大，参加海外校友会会长论坛。师大校园已天翻地覆改变了面貌，而我仍然追忆着旧师大。我漫步到文史楼，文史楼依然在，周围环境却变了。文史楼前的桃花树不知何处去了？我想起钱瑗老师，我们经常在桃花树下开会，读社论，讨论当前形势。会开多了就变闲聊，闲聊多了就变成谈心。钱瑗穿着蓝色整洁的长外套，脸色和桃花相映红。眯眯的眼睛，薄薄的嘴唇露出小巧而洁白的小牙，一直是带着笑容，从来不讲废话。她像天使般，带来春风，小组开会从来没有争吵过。依稀见到钱瑗依旧站在桃花树下，穿着浅蓝色的衣衫，隐隐可见她那娇小玲珑的倩影，梳着整齐的短发，朴实而美丽。我沉醉在美好的回忆中。能否在文史楼前竖上钱瑗的铜像？文史楼会不会将来也被拆掉？……还是成立“钱瑗教育基金”最可以宣扬钱瑗平凡而高尚的品格，宣扬尊师重教的精神，让钱瑗永远活在人们心上。
钱瑗和我的感情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文化大革命”最容易看到人性的弱点，也能看到人性的真挚情感。当时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北师大外语系的班上有一位同学，叫刘月英，来自山东农村。家里出了状元，她家千方百计给她弄了一床新棉被，她也是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被子，不用再跟别人同盖一床被了。“文革”一开始，她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她陷入了漩涡，忍受不了巨大的压力，不堪忍受对她人格的侮辱，终于从宿舍四楼跳楼自杀，但她没死却瘫痪残废了。由于残废而不能参加毕业分配，她被遣送回老家，一个连棉被都买不起的家。钱瑗每月给她汇去10元人民币，当时的10元相当于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是钱瑗七分之一的工资。后来钱瑗每月供养刘月英，一直到她去世。她爱护她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学生们也在默默地保护着她。
1972年，我们要分配了。我不能分配到福建和太太一起。我不愿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大胆寻找理由向校方申请出国，当时很容易上纲为叛国罪的。我告诉了钱瑗，当时我急需200元，我向钱瑗借。翌日，钱瑗把钱交给我，不问缘由，默默无言。从她的眼神，我看到了忧虑。不久，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我拿出通行证给钱瑗看，并把钱还她。她笑了，她从笑容里送出了一串串的祝福。
1990年，她从英国回北京时，路经香港。她约了陶然和我等人见面。十多年了，我们又重逢，有人很惊讶，怎么这些中年男子竟是你的学生？她笑了，陶然和我也乐了。她那白里透红的脸蛋永远挂着亲切的笑容。她依旧是钱瑗，我们心中的天使。
她没教过我一堂课，但她在桃花树下无私地传授了智慧，真挚的关怀和友爱。“文革”中惟一的好事是把我们师生的情感升华到人性真正的情感，真挚，关怀，友爱。跟当时的社会动荡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爱惜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钱瑗永远是我的老师。
8月12日晨，回港之前，我们四人到钱瑗雪松拜祭。天亦有情，细雨蒙蒙，雨水吹拂到我们脸上，泪水交加。我们决定为这棵雪松立一块碑：敬师松。让钱瑗像这棵雪松一样，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中――尊师重教。
（本文摘自《我们的钱瑗》，杨绛等著，三联书店2005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