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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

2005-10-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他们都诞生于涌动着翻天覆地变革的上一世纪初,又一同携手步入了发展日新月异的新世纪。

在伟大的“五四”变革浪潮的召唤下,他们相继拿起了笔,并以此终生服务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他们一生都在讲真话,纵然自己一次次地蒙受冤屈和灾难,他们从不对人落井下石,他们是大写的人。

上世纪

30年代,他们同聚在鲁迅门下,在反对国民党对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学实施的文化围剿斗争中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们长达74年的友谊超越了生和死。

他们,就是刚刚去世的文坛巨匠巴金,和两年前去世的鲁迅学生黄源。

半个多世纪以来,除担任并不具体负责的全国政协及中国作协的工作外,巴金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官”。他是新中国唯一一位担任作协领导工作而不领工资完全依靠写作收入过活的作家。但他处处、时时、事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清白人品,为我们树起一面为人为文的旗帜。他的作品,尤其是以反思、检讨为主的晚年作品,影响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他以自己一生的实践推动了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健康成长。尽管巴金与鲁迅之间仅仅是那么几次短暂的交往,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鲁迅的崇敬与热爱之情。他的鲁迅情结是潜意识的,常常是以画龙点睛式的一句话,一小段文字,道出深藏于他内心深处对鲁迅的真情。他以自己一世的人品文品,向世人展示了他对鲁迅精神的传承。他80年的创作生涯及其作品,宛如矗立在读者心中的一座丰碑。

黄源与鲁迅交往多年,鲁迅先生的教诲使黄源深得教益。鲁迅逝世后,黄源走上了一条与巴金截然不同的道路。无论是在战争年代于新四军主管文化工作,还是在建国初随同陈毅元帅接管大上海协调文艺工作,乃至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漫长岁月,黄源每到一地,都以宣传鲁迅,弘扬民族魂为己任。晚年复出后,黄源一边以当年鲁迅扶持自己的实践为楷模善待文学青年,促进青年作家成长,一边笔耕不止,传承鲁迅精神,在撰写、发表上百篇回忆、怀念鲁迅文章的同时,还先后出版了《鲁迅书简漫忆》、《怀念鲁迅先生》、《在鲁迅身边》、《鲁迅致黄源手迹》,以及《黄源回忆录》等书籍。

巴金与黄源跨越一个世纪的友谊表明:他们永远手拉手地守护在鲁迅的旗帜下。

“我们都是他的学生”

1994年10月16日,金秋的一个日子,在巴金女婿祝鸿生和自己儿子黄明明的陪同下,黄源来到巴金下榻的柳浪闻莺宾馆。两位老人相见显得格外高兴。其实,从1981年以来,巴金几乎每年都要来杭州小憩,而黄源也总是要去探望、叙谈。就在这一年,巴金已经是第二次来杭州了,而两人则是第三次晤面了。

一见面,还没将沙发坐热,黄源便开门见山问起了巴金有关他全集出版的情况。巴金笑眯眯地看着黄源,带有一丝遗憾地回答说:“全集已出齐,我还要补你一半,因为出版社样书没有给全。”黄源听了不住地点着头,尔后笑着说道:“祝贺你,你的大功告成了。”接着,巴金又高兴地把出版社准备出版《巴金译文全集》的喜事告诉了老友。黄源听后,也喜气洋洋地接口说道:“这是你的另一半,出齐了译文全集,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巴金了。”说到这里,黄源笑嘻嘻地用60年前编《译文》杂志时的调皮口吻,向巴金请求道:“我来给你编好吗?”巴金一听乐了,他一边笑着一边用一种同样调侃的口吻回敬老友:“你要年轻20岁就好喽!”

晤谈结束后,巴金执着黄源的手,一直送到门口。回到房间,巴金在护理员小王的记事本上,于黄源的签到左侧,感慨异常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第一次和黄源见面是在一九二九年(黄源记忆是一九三三年,后经两人仔细回忆,巴金所说的一九二九年,才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引者注),于今六十五年矣。想说的话很多,但坐下来握着他的手,六十几年的往事都涌上我的心头,许多话都咽在肚里,我只想着一个人,就是鲁迅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学生,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在鲁迅的旗帜下为进步文学而战

上世纪30年代,巴金和黄源聚集在鲁迅门下,在反对国民党对左翼作家和普罗文学实施的文化围剿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巴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进行翻译工作。而黄源则在鲁迅和茅盾的扶掖下,做着“左联”成员难以发挥作用的至关重要的刊物编辑工作。自1929年以来已经翻译过多部外国文学名著的黄源编《文学》,编《译文》。由于有鲁迅先生的鼎力支持和直接参与,《文学》和《译文》成为当时海上文坛影响最大的两家刊物。巴金发表在《文学》上的作品,多是直接寄给黄源处理。

1935年8月,巴金自日本回到上海,遭受国民党蒋介石通缉在海外流浪多年的邹韬奋先生也回到了上海。这时,受鲁迅委托由黄源主编的《译文》杂志出刊了三卷一期,这是一期特大号,鲁迅这时候正在夜以继日执行他早就拟好的《果戈里选集》的出版计划,并着手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这是《译文丛书》的重中之重。而且,这也是作为编辑的黄源同已去莫干山疗养的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谈妥了的,而接替徐的经理毕云程却不知此事。这样一来,计划就有搁浅的可能。为此,黄源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邹韬奋,并附上已排好的《译文丛书》的书目,说明前任经理早已口头允诺由鲁迅来主持这套丛书的出版事宜。不料,生活书店毁了约,说不准备出版这套丛书了。原因很简单――生活书店已经有了二月间自北京南下来沪的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库》。

生活书店毁了约,作为联系人的黄源感到有必要告知鲁迅。鲁迅听后却显得异常的平静,反问黄源道:“你看怎么办?有什么书店可以出版吗?”黄源想了想,说:“我和巴金、吴朗西都很熟,他们现在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任总编辑,吴朗西是经理……”鲁迅听后,当即吩咐黄源去联系。次日,黄源找到巴金、吴朗西一说,听说这是鲁迅的意思,尽管他们的经济能力远远不及生活书店,而巴金、吴朗西二话没说,当即承担了下来。巴金还慷慨地表示:译文社每交一部稿就立即排版,至于稿酬,按版税计。鲁迅听后,自然十分高兴。1935年9月15日,黄源作东南京饭店宴请巴金、吴朗西,鲁迅、茅盾、黎烈文出席,许广平偕子海婴也来了,还有鲁迅邀的胡风、黄源邀的傅东华。席间,商谈甚为顺利。合同由双方共同起草,鲁迅签字。鲁迅还兴致勃勃地承诺给巴金一篇小说稿,作为巴金拟出的下一期《文学丛刊》的首篇:“具体篇目,今后告河清转达。”

1936年10月1日,21位爱国著名作家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由巴金、黎烈文各起草一稿,后经鲁迅修改后发表于《文学》七卷九号,黄源也签了名。

关于《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起草经过,巴金后来这样撰文回忆道:

1936年五六月间,文艺家协会成立,发表了宣言。鲁迅先生拒绝参加文艺家协会,他不参加协会的原因在他的书信中讲得很明白。黎烈文、黄源、靳以和我还有别的一些拥护鲁迅主张的人,也都没有参加协会,更没有在宣言上签名。当时鲁迅先生身体不好,外出活动较少。黎烈文和黄源经常去看鲁迅先生。我向他们谈起,我们也应发表一个宣言,表示我们对当前民族危机的态度,他们同意我的意见。本来这个宣言由鲁迅先生起草,我们大家签名最好。可是先生有病,不便请他执笔。我们考虑之后,决定我们先起个草稿请先生修改后发表。这个宣言,黎烈文要我写,我要他写,推来推去并没有谈好。有一天,我和黎烈文谈起这件事,他答应第二天就去找鲁迅先生,不过,他要我起草宣言稿,我最后同意了。我开了夜车,写了一个稿子。第二天我和黎烈文在北四川路新雅酒楼见面,他也带来一份稿子。我说:“你写了,我的就不用了。”他说,“还是用你的吧。”最后他说,“两个稿子都拿去给鲁迅先生看,由先生决定,请先生第一个签名。”黎烈文当天从鲁迅先生家出来,拿了一份有先生亲笔签名的宣言稿找我和靳以,他已经把两份稿合并成一份宣言了。他在先生家里就抄了同样的几份,出来交给黄源、胡风等人拿去找人签名……

应当说,这是巴金创作生涯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在鲁迅的旗帜下,团结更多的文化人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巴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鲁迅的评价鼓励他们度过艰难险阻

为了进步文学的发展,巴金和黄源同鲁迅的关系日益密切,而鲁迅先生也始终对他们充满着信任和支持。1936年7月末,不明就里不知深浅受人指使的左翼作家徐懋庸,凭着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和鲁莽,给先生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无端指责道:“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集合在先生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此时的鲁迅尚在大病中,但他仍托冯雪峰根据他的意见起草了《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初稿拟成后,鲁迅先生抱病作了认真的修改,并亲笔加上了“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鲁迅为弱小者仗义执言讨还清白的言行,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在两位老人的脑海里仍是这样的记忆犹新。鲁迅对他们的正确评价,鼓励着他们一次次度过艰难险阻,包括黄源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包括巴金在十年浩劫中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学爱好,对鲁迅共同的深情,使得两位老人一起并肩携手,一同跨入了新世纪的大门。

1936年10月19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清早,当内山书店的伙计赶去把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告诉黄源后,黄源偕同妻子迅速赶往大陆新村寓所。很快,在胡风的及时告知下,巴金和友人曹禺也一同赶到。黄源和巴金都参加了鲁迅先生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彻夜在万国殡仪馆为先生守灵。三天后,在万国公墓,他们两人与其他14位年轻作家一起为先生扶灵下葬。

鲁迅逝世后,为着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巴金与黄源的心贴得更近了。

1937年,抗战爆发,原来的文艺刊物都被迫停刊,巴金、茅盾、黄源、黎烈文合办《烽火》周刊,轮流尽义务编、写、校、发。他们的友谊是在共同的思想理念中形成,在共同战斗中加深强化的。后来,黄源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从事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巴金则在祖国大地多处流浪,用笔作武器,唤起人民坚持抗战。

1949年5月,黄源随同解放大军接管了上海,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部长为党外人士陈望道)。刚进城,他穿着一身征尘未洗的戎装,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巴金。分别11年之久的老朋友终于重逢,两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巴金将11年前黄源寄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内的两只书橱连同书籍一同归还了他。原来,这两只黑色的书橱是黄源1935年在上海主编《译文》杂志时购置的。在众多的书籍中,有鲁迅先生生前赠与他的签名本,还有一部是向先生提出留作纪念的《故事新编》手稿,经巴金托人装订成册后同自己的藏书一起珍藏在书橱里。黄源在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前夕,把这两只书橱托付给巴金保管。此刻,他望着完好无缺的书籍和手稿,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55年,黄源调到浙江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巴金痛心不已,黄源为了不连累他,只字不写,直到1961年摘帽后受全国文联之邀赴北京参加文代会才得以和巴金相见。

可是到了“文革”,巴金也被扣上了“反动权威”的帽子,首当其冲地被关进了“牛棚”,接着被抄家、游斗和被逼无休止地写交代。造反派又派出了专案组到浙江,向黄源调查巴金在30年代的所作所为。黄源当即回答:“关于巴金,鲁迅先生早有评价,你们可以去查书!”专案组毫无所获,徒劳而返。

“文革”后期巴金想完成早在30年代向鲁迅先生许下的要把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译完的承诺。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黄源:“鲁迅先生的面影至今还很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去年我把他的全集通读了一遍……”巴金在“文革”中给黄源的书信,几乎每封信中都要谈到他翻译《往事与随想》的过程和感受,让朋友分享他心中的快乐。当他得知黄源同楼适夷去了鲁迅先生的家乡时,便马上写信给黄源:“……我去杭州多次,却没有到过绍兴,真是遗憾!将来总得去看看……”

1973年,黄源实在不放心,派儿子黄明明悄悄去上海探望巴金,那时巴金还没有解放,但已可以回家。巴金看到明明,知道黄源近况,很是高兴。巴金常常对黄源说:“你对我是两个第一,到上海第一个看我,‘文革’中第一个派儿子来看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巴金则在自己的全集出版后第一个亲笔签名送给黄源。1981年4月巴金恢复工作后带着全家到杭州葛岭黄源家聚会便餐,两个人还在孤山杜鹃花前合影。1983年10月巴金在黄源的陪同下参观了绍兴鲁迅纪念馆。

永远是鲁迅的学生

“四人帮”粉碎后,巴金到杭州西湖来过18次,每次都和黄源见面谈心。谈得最多的是鲁迅,两人都高兴地说我们永远是鲁迅的学生,两人一辈子都在反复读鲁迅的书。黄源把鲁迅的书都读烂了,好的成套的都送了友人或捐给藏书楼(即黄源藏书楼,在海盐),自己则如同保藏稀世珍宝一样保留了一套读烂的有许多记号的鲁迅全集。黄源还把他和叶飞同志“关于学习鲁迅的问题”的通信送给巴金看,巴金点点头,此时他已经不能多说多看了。

粉碎“四人帮”后,巴金和黄源都已迈入了耄耋之年。但巴金又握起了被剥夺10年之久的笔,他一面写信鼓励黄源用有限的时间把潜藏心中的一些美好东西写出来,希望老友把在鲁迅身边工作时的《回忆录》早日写出来留给后人;一面自己制定着晚年的创作计划,他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的爱消耗干净。他说到做到,不停地写啊写!1982年,由于疲劳过度不慎跌倒在地,造成左腿骨折,在医院里住了整整8个月。他躺在病床上,仍苦苦地思索着,他要掏出自己的心把它交给读者。他说:“论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1986年,萧军夫妇从北京到杭州来看望黄源,正值巴金在杭,黄源就陪他们前往探望。上世纪30年代三个被鲁迅赞誉过的青年作家,三个为鲁迅守灵抬棺的人,50年后在西子湖畔重逢,激动得难以形容,巴金的嘴、手不断地在抖,黄源含着眼泪,萧军则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也是两位老友盼望已久的日子,这天,黄源特地带了一面香港区旗给巴金,两人在杭州西子宾馆见了面,共同庆祝这个全国人民盼望的日子。巴金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看着英国国旗降下来真痛快!”黄源说:“冰心大姐在《人民日报》上写的《香港回归,大快人心》一文中表达的,也正是我们的心情”,“几年前我们就相约一定要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今天真的实现了,我们胜利了到香港去看看,看样子怕是去不了了。”黄源说:“争取活到100岁,看看国家强大起来,看看世界的变化。”话毕,两人哈哈大笑。

黄源和巴金在杭州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8年10月,巴金住在西子宾馆,天凉了要回上海治疗休息。黄源因感冒不能去告别。11月25日是巴金的生日,黄源选了一册日本友人送的“古寿千幅”书法,亲自写上“敬祝巴金吾兄95大寿”,并买了一束鲜花,叫夫人巴一熔和儿子明明代表他去祝寿送行。巴金由女儿小林扶着站起来,接受了黄源的祝福。此后,巴金再也没有和老友黄源见过面。可是他俩心中始终深深地怀念着对方,深深地记着70多年珍贵诚挚的友谊。黄源常要家人打电话询问巴金的身体情况,巴金也叫小林转达他的境况。两位跨世纪的老作家、老朋友仍旧关心着人民的幸福与疾苦,仍然期盼着祖国日益强盛,仍然关心着世界的变化。

2003年1月2日,与死神搏斗了大半年的黄源不幸逝世。同样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的巴金,委托女儿送来了花圈。

两年后,2005年10月17日,一代文坛巨匠巴金也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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