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周，一代文坛巨匠巴金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本报用巴老最为读者熟知的作品《家》、《春》、《秋》为主题组织这期特刊，试图再现这位可敬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创作和精神之点滴，以致缅怀。
李致、李舒均是巴金家人，二先生惠寄稿件所述却不限于巴老与家人之情，这反倒更加符合巴老“人民作家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命运的见证人，巴金生命中最华彩的乐章奏响于春秋两季。1929－1947年无疑是巴金人生里的春天，在这近二十年的岁月中，巴金以激情、自白式的写作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段时期他作为出版家所参与的出版活动，对于推动思想启蒙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范军先生独辟蹊径，摘取巴金撰写的“图书广告”几则，向我们展现了巴金为人为文的别一番情致。巴金说：“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他因被自身青春的激情鼓舞走出公馆冲向光明，并把这激情通过编、写播散到更多的青年人身上。在人生的暮年，巴金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创作《随想录》展开对历史的反思、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创立所做的努力，还有，筹建“文革博物馆”的倡议。
家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习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巴金1983年6月29日（《愿化泥土》）
巴金的话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首先在我头脑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我爱着一切的生物，我愿意擦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生的目标是什么？是丰富满溢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放射，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自我牺牲是人的天性，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应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靠用作品来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感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我就十分满意了。
我写作一不为吃饭，二不为出名。我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答案。古今往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我们写作只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末中断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
最后一次与巴老握手■李致
十月十五,我输完液回家。小林电话通知：巴老病危。我立即购票乘机从成都飞上海,晚八时赶到华东医院。
两年前,为了巴老的健康,医院不让探视的人进病房,我坚决遵守这个规定。前年去年两次来上海,我都是站在病房外的阳台上看望巴老。但年老眼花,满眼泪水，隔着玻璃，我看不清巴老的容貌。这次最后的道别,我也做了不能进病房的思想准备。
到了病房外的套间,坐在沙发上,我说不出话来。
小林理解我的心情。她说：五哥,你去用肥皂洗洗手,坐在爸爸旁边,与爸爸拉拉手。这显然是医院同意的。对我来说，能再次握握巴老的手，求之不得。
我认真洗了手，进了病房，坐在巴老的病床边，握着巴老的右手。巴老的手像生病前一样，非常暖和，一股热流进入我的全身。巴老患帕金森氏病以后，手有些僵硬,现在却出乎意料的柔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经常一边和他聊天,一边轻轻为他揉手，他的手都是这样温暖。
我没有叫巴老。既是不愿惊动他，也是我喉管哽咽，说不出话来。但我相信巴老知道我来到他身边了。“文革”中期，我悄悄到上海看他，刚见面没说一句话，只是紧紧地握手，我们的心就相通了。
握着巴老的手，百感交集。
就是巴老的手,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为我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是巴老的手，当我在“文革”中悄悄去看望他，分别时天下大雨，这双手为我披上雨衣。我实在不愿离开巴老,但怎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
就是巴老的手，多少年来为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无数次给我寄书。每次他都亲自找书、题字、包扎、写地址，然后提着沉重的书，从武康路走到淮海中路邮局去寄。我原以为他会请人帮忙寄书，直到后来九姑妈批评我给巴老增加负担，我才后悔不已。
就是巴老的手，共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文革”前的五十多封，大部分是毛笔写的，显示了他书法和个性。八十年代初期，信里的字越来越小，这是巴老患帕金森氏症，手放不开，治疗后略有好转。他用稿笺，一格一字地写。这三百多封信，除五十多封被造反派没收后遗失外，现有的二百五十多封，我装订成册，经常翻看。这是我的传家之宝。
就是巴老的手，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四川出版他的近作或是旧作，特别是《巴金选集》（十卷本），巴老从写作到校改，无不举起重似千斤的笔。
就是巴老的手，每次我去上海出差，为便于交谈我睡在书房，当姑妈或国?为我铺行军床时，巴老为我抱来被子或床单。
就是巴老的手，我每次去上海或杭州去看望他时，他总是长时间紧握着我的手不愿放开。
……
我愿意永远握着巴老的手，一边和他谈心，一边为他揉手。然而已经晚了，这是最后一次握手了。巴老,从80年代起您多次提醒我要常来看您，您有火花在迸发，您有话要对我说。因为工作忙我错过了许多机会，您又总是原谅我。90年代我做到了每隔一年来看您，您惋惜地说：你现在来了，我又有语言障碍了。我写过一篇散文《无法弥补的损失》，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向您表示歉意，但这又什么用？
我欠了巴老许多债，永远无法还清了。
2005－10－20晨
高莽为巴金画像，巴金题词：“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希望工程”巴金手稿
白发下燃烧的心■李舒
老巴金是一个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是他终身的信念。
自1949年以来，老巴金没有领取过国家的工资，他一直靠稿费生活。在1949年以前的十几年里，老巴金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也是不领取工资的。他认为作家是由读者养活的，作家还要从读者那里汲取创作的养分，所以当然应该把心交给读者。
1936年，一位安徽的姑娘因为与后母相处不好，只身到杭州准备自杀。后来她改变主意，进了一个小庙修行，不料又被和尚纠缠。姑娘无奈，又不愿向家人求救，却以读者的身份写信给老巴金求助。当时好些朋友有疑惑，但老巴金还是约了鲁彦和靳以，专程赶赴杭州。他们两次雇船去小庙，老巴金不得不冒充姑娘的舅父，见到了她，替她付清了欠账，还替她买了到上海的车票，把她送到了真正的舅父家。那位船夫知晓全部内情，分别时很诚恳地说：“你们先生都是好人。”老巴金后来写道：“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
“文革”期间，老巴金受尽磨难。一天，他看到报纸上有一段消息：一个女青年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默默地看《家》，周围的人发现了，要她把书当场烧毁，并参加对“毒草”的批判。当时报纸刊登这条消息的目的是要宣扬“文革”如何深入人心，但老巴金却十分激动：读者并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的作品！
1991年夏天，谭兴国先生专程从四川来到上海，看望87岁的老巴金。当时老巴金曾托他带回一个口信：在我九十岁的时候，一定回家乡看看。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老巴金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他期待着身体更好一点就回家乡去，他渴望着踏上家乡的泥土，呼吸家乡的空气，沐浴家乡的阳光雨露。然而就在他90岁生日前夕，病魔又一次击倒了这位真诚的老人：胸椎压缩性骨折、疝气、体位性低血压接踵而来，再加上十几年的痼疾帕金森氏症，使他不得不以医院为家。
到1996年，老巴金与病魔又抗争了一年半，他放不下手中的笔，他离不开自己的读者。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巴金译文全集》的有关工作，写作了十篇《代跋》，还出版了一本新作选集《再思录》。实在动不了笔他就口述，看不了书报就请人念，他拖着病残之躯一点一点地走，决心让心中的火燃烧到生命的尽头。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他：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生命才有意义，生命之树才会开花、结果。
那一年我在杭州陪老巴金。他每天早晨六点开始收听新闻广播，晚上则吸着氧气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临睡时他总要叮嘱一下：收音机放好了没有、电池有没有电。有时半夜两三点我被沙沙沙的电波声惊醒时，就知道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连翻身也动不了的老人又惦着什么事了。确实，老巴金牵挂的事太多了，这两年他最关心的是灾区和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他为帮助灾区和希望工程默默地做了一些工作，但总有一个条件：不要宣传、报道。
老巴金曾经说过自己不是文学家，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文学技巧，是有感情要倾吐，才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可是他非常珍视“作家”这个称号，他认为作家是屈原、李白、曹雪芹、鲁迅的同行，作家从事的是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同样的职业，每一个作家都应当为此骄傲、以此自豪。
当时老巴金知道我要为四川的《作家文汇》报写文介绍他的情况，非常吃力地说：你要写我生病，不能写字，走不了路，说话也没有力气……我不让他再说下去，我知道他在为不能回家乡而歉疚，而遗憾。但家乡和人民时时刻刻都在他的心中，为他所思念和牵挂。
文章写好了，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又讲了一段话，让我记下附在文后：“我经常半夜醒来，想起几十年给我厚爱的读者就无法再睡下去，我给他们的太少了！我的作品不足以报答我的读者，我还要多做一些事，用行动来答谢读者。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老巴金说，他与读者惟一的联系，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当他无法用作品报答读者时，就用行动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老巴金就通知相关的出版社，将他的稿费直接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向希望工程、灾区、文学基金会等捐献了大量的稿费。我在成都替他领过三次稿费，有两次是立即捐给了四川的希望工程，一次是带到上海去捐的。2003年上海办了一个老巴金的展览，我看见捐赠证书就摆了满满一柜。
他患帕金森氏症有二十多年了，写字非常艰难。笔似乎重逾千斤，有时手动不了，握着笔在纸上不停地抖，急得他用左手去拉扯右手。有一年我去杭州看老巴金，他很高兴，让我替他想个办法。我看见一些废稿，写的都是“希望小学”。因为手发颤，字写得不好，他不好意思给孩子们。他一生写作和翻译了上千万字，没想到被最后四个字难住了。他想写得端正，写得有力，因为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那是“孩子――希望”！
我保存了一张废稿，和老巴金的全集放在一起。
（作者为巴金侄外孙，并作为私人秘书在90年代伴随直至巴金病重。本文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老巴金》一书，即将出版）
春
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我还年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巴金1931年4月（《激流》总序）
巴金的话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一个作家，一枝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枝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
我不愿意再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书。我底血，我愿意把它流出来。只要快一点给我一个机会做一点事情，尽一份力量，叫这做奴隶的、受苦的人民站起来，争回他们的自由。你给我死也好，只是你不要使我这样活着受罪，不要使我这样无用地浪费我底青春。
啊，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呀，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到哪里去了？这里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啊！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我还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 我控诉 。……所以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过去那些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
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没有作过妥协。
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好像在书（《憩园》）里面听到了感激和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
巴金的图书广告■范军
作为文学家的巴金尽人皆知。其实，巴金还是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上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巴金自己就曾说过：“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曾说：“巴金以文名太高，掩盖了他在出版事业方面的贡献，其实后者对新文学的贡献远比前者重要。”巴金作为编辑出版家的活动、思想和贡献，近几年开始受到编辑学界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煮字生涯中，巴金最重要的编辑经历是在建国前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在“文化生活”，他工作了14年；在“平民”，他工作了两年。事实上，巴金的编辑活动是他战斗生涯、文学生涯的又一面。作为文学家的编辑和作为编辑出版家的小说散文作者，又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特别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14年，作为总编辑的巴金负责主编文艺方面的书籍。他先后主持出版了20多种文学类丛书、专集，如“文化生活丛刊”（46种），“新时代小说丛刊”（2种），“文学小丛刊”（17种），“文季丛刊”（26种），“现代长篇小说丛书”（14种），“新译文丛刊”（4种），而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要数大型的“文学丛刊”。这套丛书从3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坚持了10年，共出版10集，每集16种，计160种。该丛刊的策划与出版，对于展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实绩，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这些丛书、专集，尤其是“文学丛刊”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巴金文学编辑家的地位。重视图书宣传、认真撰写广告，是巴金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文学生涯不为人重视的一角。
翻检《巴金全集》（18）“集外编”（上），我们发现巴金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发表了不少图书广告文章，共计26篇。其中，1929年6篇；1935年5篇；1937年2篇；1938年4篇；1940年1篇；1942年1篇；1944年1篇；1948年3篇；1949年3篇。集子中有些虽没有标明广告字样，如《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等，实则是属于广告的，还有几篇。另据纪申选编的《巴金书话》，收录了《全集》中没有的图书广告5篇，分别是刊载于1936年12月《罗亭》初版本护封上的《屠格涅夫选集》（小说六种），刊载于1946年1月《文艺复兴》创刊号的《〈憩园〉》，刊载于1949年4月出版的屠格涅夫的《春潮》第九版护封二上的广告，刊载于1949年2月出版的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护封上的该书广告，刊载于1948年出版的库普林的《亚玛》护封上的广告。这样，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巴金写作的图书广告文案就有31篇。
感情深沉、真诚、炽热，是巴金散文艺术的一个基本特点。读巴金解放前的散文，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的热情、深沉与凄楚。他的笔端，充溢着爱和憎，浸透着血和泪，有痛苦，有屈辱，也有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读来虽感压抑，但仍让人充满希望。巴金的图书广告既是广告之一体，也是散文之一体，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且看他刊于1929年1月《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的关于《卖鱼者的生涯》的广告辞：
萨珂、凡宰特的不白之冤已经洗清了。那么他们两个便是为同胞谋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殉道者了。这两个有着黄金般的心的人底生涯，我们是不可不知道的。现在凡宰特的自叙传出版了。这篇小小的自叙传乃是血和泪的结晶，据译者说，他是一面流着眼泪一面译成此书的，读的人未有不被感动的。有人曾说过：“谁相信写这篇文章的手曾经染过他人的血？”因为这是天地间之至文，非具有伟大的心灵的人写不出来的。篇首有凡宰特和他们的妹妹在死囚牢中诀别的照相，情景非常惨痛。芾甘译。
这是巴金为自己的译作撰写的广告词。其间极少甚或没有实用的说明、商业的味道，有的是艺术的概括，情感的渲染。1935年9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狱中记》的附页上刊有一则巴金为另一译作《回忆录》写的广告文字：“这是一本神奇的圣书，一本伟大的自传。”“读过柏克曼的《狱中记》的人，不可不读这本比《狱中记》更伟大的圣书，不仅这书的每个字会像火焰一般点燃你的血，并且字里行间还跳动着一颗温柔的，敏感的，无所不爱的女性的心，它会使你流泪，它会唤起你的渴望。”1946年1月的《文艺复兴》创刊号上巴金为自己的长篇小说《憩园》写了如下的广告词：
这是作者最近完成的一部长篇，在这长篇里作者似乎更往前走了一步，往人心深处走了一步。这里没有太多的激动，使你哭我笑，然而更深的同情却抓住你我。我们且记着作者往日说过：他在发掘人性。我们也许可以读到愤怒，但决没有悲哀。该死的已经死了，爱没有死，死完成了爱。
读这样的广告文字，就如同在欣赏《憩园》，在品读《家》《春》《秋》，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和作者一道痛哭和欢笑，一道咀嚼与沉思。在《随想录》第一集中，巴金以《把心交给读者》为题，谈了他和读者的关系。其实，无论当作家，还是做编辑，无论写小说，还是写广告，巴金都是用“心”在写，用“情感”在写，用“生命”在写。巴金是把文学编辑作为一个事业在做，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14年没有领一分钱的薪水，纯属尽义务。而文化生活出版社也不以赚钱为目的，虽出了许多好书，并没有什么盈利。巴金曾经说过：“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争取。”了解了这些，我们就更能理解巴金的图书广告为何充满人情味而没有商人气。文学是情感的艺术，而为文学书籍做宣传的广告也同样应是情感的艺术。巴金成功地用情感融合了文学与广告。
富有情感，以情动人是巴金图书广告的特殊之处。与此相联系，巴金的广告文案又形成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语言优美，感悟性强，充满意境。
我们知道，巴金与茅盾、叶圣陶、胡风等既是编辑家，又是文学家兼文学批评家不同。巴金不以理性思维见长，而是擅长情感思维和形象思维。他有很强的艺术感悟能力，敏感，细腻，感情丰富。他的写作，善于营造一种氛围，一种意境。他给人的更多的是一种感受，一种领悟，一种对文学、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这里我们来看一则巴金为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撰写的广告：
据说做梦的人能够从海岸与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一个仙话，能够从专制与受苦中创造出一个自由人的国土来。高尔基便是现今的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本《草原故事》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仙话。译笔流利畅达，颇能保存原作的那种美丽的，充满了渴望、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嗅到俄罗斯草原的香气。
这里没有故事梗概的归纳，没有理性的价值评判，而纯然是巴金的一种感悟，一种体会，用精练优美的笔调把这种感悟和体会表达出来。这样一种表现方式对于文学作品的广告来说是适合的，并且它还具有那种简介式、评论式图书广告所没有的魅力。在巴金的广告文字中，这类充溢着艺术的感悟、氤氲着审美意境的篇什还有一些。如对于屠格涅夫的小说《烟》，巴金说它“是一部笼罩着灰色烟雾式的绝望的作品。……是一本讽刺的书，一本控诉的书，而且是一本自白的书”。对冈查洛夫的《悬崖》，巴金说它的主题是“激情”，“文章流畅得像水一般”，“而在一些激动心魄的篇页中，有含有使人颤栗的力量”。为屠格涅夫的另一部小说《处女地》写的广告则是这样的：
最后的一部小说《处女地》也是最长的，最健全的一部。作者仿佛走着长远的路程，现在逼近目的地了，在这书里作者以他的惊人的直觉捉住了当时革命运动的最显著的特色，据说玛利安娜就是以女革命家薇娜・沙苏利奇为模特尔写成的，她和淳朴沉着的沙洛明，都是近于健全的性格。
这小说里横贯着作者的最后的希望，浸透着作者对于革命运动的真挚的同情。这是一本伟大的书。这是一个预言。
比上面这则广告更有诗情画意的是巴金为莎士比亚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曹雨译，当时的译名与现在的有点不同）而撰写的。巴金写道：“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蓝天下，在风暖花香的南国月明之夜，在互相仇视的两个古老贵族家庭环境中，展开了热烈，坚定，不幸的爱；唯其热烈，所以它冲破了一切藩篱；唯其坚定，所以它在幸福和死亡之间找不到一条中间的路；唯其强烈，所以它把两颗年轻的心永远系在一起；唯其不幸，所以爱的陶醉之后紧跟着就来了死亡。德国戏剧作家勒辛格说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由爱本身完成的悲剧。”这样的介绍确实与被宣传的对象是符合的，这种广告的效果可以远胜过那种商业性的广告之作。
广告文案是现代广告设计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方面。对于图书广告来说也是如此。淡雅中和、亲切温厚、清畅婉约、简洁中透出几分真切的广告词，直接影响着广告的宣传效果。对于书籍广告来讲，真实与质朴是尤为重要的，而在这一点上，巴金做得也是很突出的。
文如其人，广告之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一个人的文品和人品。反过来，一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又对他的书籍广告的写作产生影响。巴金是热情而无私的人，也是真诚而质朴的人。黄裳回忆1945年在重庆访问巴金时的情景说：“我发现巴金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大人物，他还很年青、朴实、真诚，讲起话来有些口吃，常常用善意的微笑不足语言的不足。”巴金把他的这种真诚与朴实带到了编辑工作中、书籍广告中。下面是为《文学丛刊》所作的广告：
我们编辑这一部“文学丛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我们既不敢担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骗读者，也没有胆量出一套国语文范本。我们的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制精良，定价低廉。
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广告文字，具有人情味和亲和力。巴金的这类文字一是真实，二是朴实。广告文案的真实性要求，既是职业道德的要求，又是广告文案的吸引力的重要源泉。而朴实首先是表现在内容的真实可信，不故弄玄虚，不夸大其辞，在语言表达上就是要准确无误，质朴无华，简洁有力。这里我们再来看一则巴金写的精短的广告：“用小说笔调写成的社会运动史，这是第一部。巴金先生六年前开始写本书，到现在才完成这可以独立的第一卷。这虽是一册不到十万字的书，但作者的如火如荼的笔所写出的先驱者们的英伟的事迹，会震撼每个读者的心。”（《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广告）在给《告青年》这本译著所写的广告中，巴金说：“它像一位长兄一位教师，谆谆地对纯洁的年轻人说明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周围的一切。全是简明易解的话，里面没有一点欺骗。”如此娓娓道来，不加雕琢，自有浑然质朴之美。还有的广告，巴金不出面说一句话，而是全篇引用其他名家和报刊上的评价，这种效果也是很好的。如他为《狱中记》（柏克曼著，巴金译）所写的广告就是如此。作者这些替自己或他人的书籍所撰写的广告辞，这些未曾署名、鲜为人知的短小文字，表现多样，风格独具，实在是宝贵的财富。
巴金一生爱书，他读书，买书，写书，赠书，译书，编书。他的图书广告是其书海生涯的一部分。从巴金的图书广告艺术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到搞创作的启示，当编辑的启示，更可以得到做人的启示。
20世纪40年代的巴金
秋
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以“无知”作为改造的目标。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巴金1980年4月4日（文学生活五十年）
巴金的话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我也在追求他（托尔斯泰）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名利之事我已看得很淡，而且有时甚至感到厌恶。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情留在人间，因此还想写点随想，因此时间对我是多么可贵。想到过去浪费掉那么多的时光，我觉得我也应当坚持一项原则：尽可能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尽可能不做或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当然其中也包括着尽可能少写或不写自己不想写的文章）。但是做到这一个“坚持”却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不会再做梦吗 为什么不会呢 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中国现代文学馆之父■北塔
从10月17日夜开始，文学馆A座大厅就被布置成了巴金的灵堂。进入文学馆的人首先在大门口的花岗岩影壁上读到巴老的两段话，然后通过门把手与他握手，一进展览馆大门，就是灵堂，正对大门的，是巴老的巨幅头像，两边排列着许多花，所有的花只有两种颜色，白和黄，花圈或花篮上挂满了白色的挽联，与环绕头像的黑色挽幛一起，组合成一种庄严、肃穆而又让人悲从中来的感觉。喇叭里反复播放着贝多芬的音乐，因为，据说，巴老非常喜欢听老贝的音乐。我的办公室就在“灵堂”的上边，这些日子，我几乎每天听着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音乐，时时想起巴金与文学馆关系史上的一些往事。
中国作家协会把巴老的灵堂设在文学馆，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巴老一直是文学馆的名誉馆长。可以这么说，“没有巴金，就没有文学馆。”我们私下里喜欢说，“巴金是文学馆之父”。我们且来看看巴老是如何倡议并促成文学馆的建立的。
巴老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早在1979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就闯入了他的脑子。他的动机是：在漫长的“十年浩劫”中，“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而他认为“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它是谁也垄断不了的，是谁也毁灭不了的”。所以他要“创办文学馆”来保存文学资料。（见《随想录》之三《真话集・现代文学资料馆》）
1980年12月27日，巴老在香港《文汇报》所开的专栏《创作回忆录》的一篇题为《关于〈寒夜〉》的文章中说：“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在次日的《创作回忆录・后记》中，他再次说《创作回忆录》一书“是在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出现喝道”。同时，他迫切希望“这样一所资料馆早日建立起来！”这两段话表明以下几点：1，他一开始就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定性为“资料馆”；2，作为当时的作协副主席，他希望文学馆由作协出面来创办，所以后来文学馆作为专业博物馆在行政管理上一直隶属于作协；3，他极为重视此事，说文学馆的意义超过了写作，他甚至用了“莫大”、“最大”等极端概念来显示自己的态度。
1981年3月7日，巴老在给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先生的信中说，他那时正在“鼓动作协办个现代文学资料馆，搜藏‘五四’以来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他还力劝老朋友“捐赠书信和手稿”。那时，文学馆的名字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他用了“现代文学资料馆”；他把文学馆的功能说得更加具体了，即收藏“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现在文学馆的实际情况已经有所拓展，如我们已经把“现代”（严格意义上来说是1919年5月4日到1949年10月1日）这个时间概念弄模糊了、延伸了，已经包含了文学史上的“当代”（1949年10月1日至今），而且还有不少古代的资料；再如我们现在有我国的资料，还有一些外国的资料；另外有些资料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总之，文学馆资料的丰富和多样已经大大超越了巴老的初衷。
1981年4月4日，巴老写了倡议建立文学馆的专文《现代文学资料馆》。在文章开头，他乐观地展望道：“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还“心情振奋”地发表“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在文中，他还提了具体的两点，一是“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二是他“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并且“捐赠自己的稿费”。但是，过了半年之后，房子之事一直没有着落；1982年1月6日，巴老在给老作家罗荪的信中说：“先把牌子挂起来，再催房子，如困难多，不妨着乔木同志帮忙。”那牌子是叶圣陶先生写的。1982年8月17日，他又写了篇专文《再说中国现代文学馆》，有点恼怒似地说：“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房子。”巴老和冰心等其他许多作家的呼吁引起了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经过与北京市政府及园林局和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的商量，最后决定先把慈禧太后的行宫紫竹园万寿寺的一半借给文学馆暂时使用。
在房子还没有确定之前，他“已经下定决心：在所有的旧作上面，不再收取稿费”，而是“转赠新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给文学馆的捐款达到了25万元之多，作为文学馆的“垫底钱”。
经过四年多艰苦的筹备，文学馆终于成立了。1985年3月26日，巴老由上海赶来北京，主持开馆仪式，并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说：“这个文学馆是整个集体的事业，所以是人人都有份的，也希望大家出力，把这个文学馆办得更好。”回上海后，他亲自从自己的藏书中挑选出跟现代文学有关的共7600多册，分八批邮寄到北京。这就是文学馆70多座作家文库中的第一座“巴金文库”。
北京市政府一直要把借给文学馆的房子收回，巴金很是着急，他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给钱、给地、建房。领导喜欢文学，崇拜作家，所以很重视巴金的提案，很给巴金先生面子，特批了4亿人民币。这使所有人都喜出望外。
2000年5月23日，具有永久性地址的文学馆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时的巴金由于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已有半月之久，没能前来躬逢其盛。文学馆专门为他录制了长达7小时的录像，派人专程送往上海，请缠绵于病榻的老人分享这喜悦。
文学馆曾经数次为巴金举办“巴金生平与创作”，其中以2000年11月25日巴金诞辰97周年之际办的那次最为活泼，有巴老作品的音乐朗诵。又以2004年11月25日，庆祝巴金百岁生日时办的那次最为隆重。文学馆的20世纪大师风采展中，还有巴金的展位，而且是第一个。在那儿，赫然挂着高莽画的一幅巴金的肖像，上面有巴金破例用毛笔题写的词：“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在文学馆的花园里，有巴金的铜像，和真人一样大，在树木中半隐半现，是根据那个“小老头”形象制作的，非常传神而亲切；我喜欢到他那儿去，跟他聊聊天，向他吐露点心声，并且提醒自己，要像他那样为人为文。
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手模
“文革”博物馆■巴金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
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断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1966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1984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着“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着“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