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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材编写食物链

2005-10-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有教材科私自翻印部分教材,

卖给学生谋取利润。

●某实力雄厚的教育部直属出版社的教材在全国各高校被广泛使用,主要原因是“教育部指定教材”大都在这家出版社出版,而高校使用教育部指定教材可以在评估中加分。

●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材,就是几家大学的老师联合起来编写,然后就在那几家大学使用,其他的教材是进不去的。

●一些学科泰斗在学科领域有很多颇有名望的弟子,种种原因导致学科前辈编的教材即使观点老化,也不会被取代。

●一个新的观点要被写入教材,并到达学生手中,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

高校教材庞大生态群落

中规中矩、毫无创新,内容繁杂,却出奇雷同,观点老化,时时留有“阶级观点批判”的痕迹;更新速度太慢,所学和所用严重脱节;定价高,且书店还可打折,学校教材科则不可……本报记者对全国诸多高校不同专业的在校学生进行教材质量的采访调查,但同学们的回答却惊人地一致:“不满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将高校教材的编、印、发比喻成一条食物链,“学生就在这条食物链的最底端”――“在这个环节中,部分老师、出版社、教材科、教材管理部门都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并以自己利益为目标,最后买单的是学生。”

那么,谁又有资格为天下的莘莘学子编写教材?谁又有资格拍板定教材?从源头开始,高校教材的食物链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所披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质疑一:“学术打工者”?

每逢开学的头两周,北大的校园里就分外热闹。食堂前面,校园里人流较多的地方,都可以看见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摆摊卖旧教材。北大中文系学生小史告诉记者,“几乎每个同学都买过旧书,还有的同学就借师兄师姐的,用完了就还”。学风一向自由开放的北大是诸多高校学子所羡慕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学生告诉记者,很多学校包括自己所在的学校因为不允许卖旧书,所以很多师兄师姐都到北大去摆摊。

旧教材为什么非卖不可,是因为教材定价过高的原因吗?知情者告诉记者,定价高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教材面目平庸,内容雷同,没有什么新东西,实在没有保留的价值,比如《文学原理》一类的教材,就会一年级一年级地往下传。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赵同学告诉记者,虽然是不同编写者,不同出版社出版,但教材内容非常相似,很多题只是稍微改改,就copy上去了。

一方面是教材内容无有创新,大都相似,另一方面却是教材数量的“鲜花烈锦之盛”,据了解,一二十年间,国内出版的仅文学史教材就已达1600部。在当今学术著作出版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为何高校教材出版一枝独秀?高校教材出版如此“繁荣兴盛”,为何高质量教材不多,而低水平重复的教材大行其道?秘密就在于“利益驱动”。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掐指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其一是物质利益,只要保证编出来的教材有两三个学校使用,就会有稳定版税收入了;其二,在学科评估中,有没有自编教材是该课程能否被评为精品课的必要条件,评上精品课,就可以申报重点学科、一级学科,乃至博士点。

高校低水平教材泛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现在的高校教师都成了“记工分”的“学术打工者”,为了能够科研过关,自然手段多多。在期刊上发论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个学科就几十种刊物,而且学校还限定必须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发文章,那就更难了;写学术专著也是一条途径,但成本太高风险也最大,如果自己没有科研项目的资助,个人学术专著想在出版社获得出版是相当困难的事;编教材就容易多了。罗岗告诉记者,部分不能搞科研的老师常常编教材,如果是教材的主编,教材就可作为专著进入高校学术评价体系,参编就等于发表论文。由于现在并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对高校教材进行评价的机制,导致很多抄抄写写、“剪刀加浆糊”的教材出笼。

面对高校教材良莠不齐的现状,一位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告诉记者,出版社其实把不了这个关。十几年前,出版社对教材的审定还是相当严格,但是,随着一般图书效益的下降,中小学教辅利润的摊薄,中小学教材资格的审查和教材的限价,如果高校教材编写者能够保证教材的稳定销售,那么出版社还是不会放弃这个获得稳定利润的渠道的。

有什么方法可以制止劣质教材的大行其道呢?陶东风和罗岗向记者表示,目前国内对高校教材质量没有任何的评价机制是导致低水平教材泛滥的原因。

质疑二:“占山为王”和行政手段驱动

某名校中文系的学生告诉记者,他们使用的教材全部是本系老师所编写,而在其他学校,这种情况也相当多。在国内,高校教师授课,用本校任课老师的教材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几乎所有稍有名望的大学都会要求学生用自己学校出版社出的教材。高校教材不像中小学教材那样必须由国家有关部门通过资质认证,基本上由任课老师和学校教材科决定。采用本系本校老师所编的教材确实给教师现实教学进程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背后的利益纠葛也是不言而喻。

罗岗将其形象地比喻成“条块分割”。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材,就是几家大学的老师联合起来编写,然后就在那几家大学使用,其他的教材是进不去的。而高校教材的选用与否基本上由任课老师本人决定。“现在教材的选用不是与它的学术质量相联系的。”“高校扩招后,一本教材只要有两三个学校使用,就可以保证稳定高额的收入了。”陶东风如是表示。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一些地区,越是基层的学校好的教材越是进不去。

现在的情况是,高校教材科也来分这杯羹。有学者告诉记者,在重点高校,一般做到了由教师来定夺教材,但是在很多一般院校,还是教材科决定教材的选用。很多教材,在书店里可以打折,到了教材科则无法打折;教材科收受出版商的高额回扣中饱私囊纷纷落马的新闻也不绝于耳,而最后,所有的高价教材都是学生买单;甚至在一些学校,教材科私自翻印部分教材,卖给学生谋取利润。罗岗教授告诉记者,他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他去某自考班授课,发现只有自己手中的教材是出版社出版的,学生手中持有的教材居然是该校教材科自己翻印卖给学生的。“把教材作为商品来运作,却没有真正成熟的市场,教材成了利益和关系的代言。”罗岗如是表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社编辑告诉记者,不少教材项目都有院系或者学校的科研基金资助,出版社一点风险都没有,何乐而不为?不少高校教材都属各高校自主开发,在教材使用上属于封闭性使用,发行范围只限定在为数不多的一所或几所高校里,甚至不少教材就是“校本教材”、“系本教材”,高校教材定价也比中小学教材定价要宽松得多。

“在中国,教材使用又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行政手段驱动。”陶东风表示。据了解,某实力雄厚的教育部直属出版社的教材在全国各高校被广泛使用,但这样的“教材一体化”的出现并非是因为“学术”,也不是市场“充分竞争”后的结果,而是因为,教育部规定,高校使用教育部指定教材是可以在评估中加分的,而“教育部指定教材”,又大都在这家出版社出版。无疑,没有公正的市场竞争规则,对其他出版社和其他高水平的教材是极不公平的。

在国外高校,是由学科专家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教材委员来选择教材。是好是坏,为何选择这本教材,都要给学生一个说法。或者,这是避免教材“近亲繁殖”和“行政指挥学术”的一个办法。

质疑三:只是“学术权威”的专利?

一位中文系的学生告诉记者,在她所学的教材当中,最“老”的教材是上世纪80年代修订的,一般教材都是上世纪90年代修订。很多教材面目老化,时不时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一下,批判一下,让她们觉得“啼笑皆非”。一位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则痛陈自己专业的教材的老化:“我们的教材大多出自那些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之手,但大多初版于80年代。新闻事业发展迅速,但国内的新闻学教材几十年不变,其陈旧可想而知。”

教材更新慢,首先是修订不及时的问题。国外的很多教材,如经济学等课程教材的修订有的都达到了十几版,几乎是一两年就会出一个修订版。但国内教材的修订则非常缓慢。“问题的关键是,谁来组织教材修订?怎样来组织教材修订?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如果教材不用修订就有销路,出版社肯定是不愿修订的。”罗岗说。

修订固然是保持教材活力的一个方面,但是,整体的教材的更新,学科中有效的教材的更迭,都是必需的。但是,目前国内,真正有创新见解的学者并不太重视编教材,因为,“在职称评定,学术圈声誉上,专著与教材在体现一位学者的学术水平上不是一个档次的。”陶东风表示,就编教材而言,创新很难,意识形态的束缚很多,潜规则很多,审查比论文、专著要严格得多,如果与主流的声音不一样,就很难写进教材里。而况,一些学科泰斗在学科领域有很多颇有名望的弟子,种种原因导致学科前辈编的教材即使观点稍有老化,也不会被取代。

罗岗认为,教材的感召力、权威性其实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现在,各学科情况不一,学派林立,虽然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不断出现,但真正的学术权威还在老一辈学者当中。所以,一个新的教材要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很难。他表示,教材没有实现及时的更新,主要是因为还没有足够让人信服的新教材出现。

有学者提出,目前高校当中“专著式”的教材其实并不适合教学。譬如,国外教材一般都会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书目、参考书目和拓展题,让学生大概知道重点知识点,并为学生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但国内的大多教材却并没有为学生想得太多。

质疑四:“躲进小楼成一统”?

某校计算机科学的毕业生告诉记者:“到社会上看一看,再看看我们的教材,就知道这些教材离我们专业的需要相距多远了。”某地方院校计算机科学的学生说,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公司都已经打出“拥有××证书者年薪××万元”,但他们学校根本就还没有开设这门课程,更别提教材了。

但是,高校从出版社订购教材一般要提前2至3个月;任课老师选好教材后,必须向相关教务部门提出申请,以系为单位统一订购,这又要花一段时间;加上教材编辑出版本身应有的周期,一个新的观点要被写入教材,并到达学生手中,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

有学者提出,其实很多课程没有必要用一本教材从头教到尾。在美国高校,很多本科生课程就没有专门的一本教材。老师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讲到某一观点,可罗列一批书让学生找来看;讲到另一观点,可罗列另一些资料让学生找来看,这样的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教材脱离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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