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拳击向高校教材三大软肋

受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约，高校教材无法在以学科为框架的专业设置中体现能力建设，“古董”教材饱受诟病；传统纸质教材风光不再，而我国大部分教育出版社90%的利润来源依赖图书；国际上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已牢牢占据国内部分核心专业和代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的教材出版领域；随即而来的1

漫画作者：吴之如

1　“古董教材”、“鸡肋教材”饱受诟病

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改革与创新力度不大，四次修订的思路基本是沿着学科思路作加法或减法，没有跳出学科建设所划定的框架。由于能力建设这部分内容无法在以学科为框架的专业设置中体现，因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有学历没能力”、“毕业就失业”等现象的出现。这种局面给高校教材出版带来两难境地：体现一定教学改革理念、适应学生学习的新教材面临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约，愿意采用的学校有限，使用的教材数量有限，不如出版传统基础学科教材回报稳定，于是，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批评的“古董教材”、“鸡肋教材”等传统教材不得不大量出版。

教材出版，在内容上体现的是国家教学计划、教育大纲的具体贯彻和实施，在教材形式上，体现的是教育培养目标要求下的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具体实践。教材出版必须建立在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改革与创新上，否则教材出版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这是中外教材出版者的共识。

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教育部曾经多次组织全国规模的教学改革，加上《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形成“人教版”、“苏版”、“北师大版”、“华师大版”等多个版本的中小学教材相互竞争、共同服务于3亿多青少年的局面，教材内容贴近中小学生生活，表现形式图文并茂、活泼多样。如关于“Q版语文”、流行歌曲进入教科书等等问题引起广泛讨论，表明中小学教材内容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宽阔的视野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共鸣。

与基础教育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改革与创新力度不大，比如最核心的专业设置急需从根本上给予变革。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始于1952年，1953年公布的专业有215种，基本参照前苏联开设。之后，本科专业目录经过了四次修订，但四次修订的思路基本是沿着学科思路作加法或减法，没有跳出学科建设所划定的框架。

以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本科专业为例，分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共11个门类，下设71个二级类，249种专业；上述专业设置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发展目标提出后，就面临一系列挑战。如在上述目录中，看不到围绕人在社会工作、社会生活专门设计的增长学习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培养和从业实践训练等能力培养的课程设置，而这一部分内容正是高等教育市场化之后，能够拿出与市场交换的核心产品。虽然能力训练部分在一系列课程教学要求中提出来，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证明，能力训练必须作为单独一门专业课程长期培养和实际训练，才能保证教育效果。由于能力建设这部分内容无法在以学科为框架的专业设置中体现，因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作为高等教育标志的学历、文凭承载了市场交换的巨大压力，“有学历没能力”、“毕业就失业”等现象出现，就是高等教育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得不到市场认同的表现。

发展是最好的证明。在近几年高校专业开设过程中，一些传统学科里逐步衍生出的一些偏重能力训练的内容愈来愈受到重视，如文学类中的写作技能培养课程，不仅受到影视专业的欢迎，也逐步成为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础课，同时还朝着理工科的基础课方向发展；传播学是从新闻学衍生出的新兴学科，但近几年来逐步成为法学、医学、农学的必修课。最值得注目的是传统学科数学的变化。过去的数学专业，以分析学、代数学、几何学三个二级学科教育为主线，构建以老三高（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与新三高（实分析与复分析，近世代数，拓扑学）为主干的课程体系，是十分明显的学科本位架构。但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数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工具课，不仅有经济数学，还有理工科数学，有的学校还进一步细分，如计算机数学、物流数学等等，其作为应用技能训练工具的课程愈来愈重要。再如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专业都以经济学为主干学科；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林产化工等一批专业都以化学为主干学科；工学类专业都把数学、物理学列为主要课程，这表明，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这些基础学科能够为其他的应用性专业提供重要的学科支撑。因此，改造传统基础学科以学科为框架的课程设计理念，作为工具课以应用驱动选择学习内容，以能力培养和应用为框架重新设置教育计划、教学大纲，从根本上摆脱学科建设的窠臼，高校教材出版在传统学科、基础专业的出版创新才能有依托。

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由于具体任务分别由各个高等院校来承担，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原则性的要求和目标。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南北科研力量不同，东西教育水平差距导致的成果和经验千差万别，很难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时，各个高校是在现有学科和专业设置大框架下小修小补，不涉及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变化的高校改革很难有根本性的创新。这种局面的形成，说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动力光有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在制度设计上如何调动市场力量积极参与，如何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经济改革领域的成功经验用于高等教育改革，值得深刻思考。

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为例，1957年全国有成人高校180所，其中独立设置的88所，在校生9万人，至1960年在校生已发展到47.8万人，到1989年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已达1300余所，后经调整至1100余所，到1995年全国有成人高校近2000所（其中独立设置的1156所），在校生达到257.01万，与普通高校学历教育在校生规模基本持平。1995年招生总量为183万，以后的1996、1997、1998年每年招生数量、在校生人数都与普通本科相当，直至2003年，成人学生在全国1733万在校大学生中，仍然接近三分之一比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最重要的一个支撑力量。

这样一个庞大的学习群体，知识结构不同，年龄不同，学习习惯不同，我国80%的高校提供给学生学习的第一产品――教材，却是照搬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本科教材，这种局面时至今日仍然十分严重。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教材使用有一些区别，但1995年至今长达10年时间里，教材使用本科化局面基本没有改变。全国一百多家大学出版社很少有适应成人教学特点、学习特点的教材出版。这一方面说明高校教材出版是一面镜子，它直接反映的是高等教育领域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实际状况，同时也说明，行政驱动与市场驱动是推动教学改革的两个车轮，缺少任何一个都难以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教改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20年中，从高校教材出版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其不仅落后于基础教育领域，也落后时代发展要求。这种局面给高校教材出版带来两难境地：体现一定教学改革理念、适应学生学习的新教材面临使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约，愿意采用的学校有限，使用的教材数量有限，不如出版传统基础学科教材回报稳定。出版新教材的巨大市场风险，导致承担教材出版任务的专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教材研发创新动力不足；而另一方面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批评的“古董教材”、“鸡肋教材”等传统教材又不得不大量出版。

2　传统纸质教材风光不再

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手段在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科研的大量使用，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使过去纸介教材为主体的高校教材出版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世界上所有的大教育出版集团在20世纪末已完成图书出版介质的转换，将自己的赢利模式定位于内容供给商的地位，如培生、麦格劳・希尔和汤姆森集团，不仅向中国输出大量的纸质教材，还配套数字内容，采取定制化服务，并逐步针对发展中国家销售专业产品，如设立各种考试中心、培训中心、在线学习产品等。而我国大部分教育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基本的利润来源90%依赖图书教材获得，教材形态仍然以传统的图书为主。

我国从1985年开始使用网络进行科学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人们时而密切、时而疏远的争论与关注下，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工具，它在多方面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学习习惯。2005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网民人数已超过一个亿，其中，占中国网民比例最多的人群年龄在18 24岁之间的青少年，达到35.5%，他们成为中国使用网络最多的一个群体；2005年中国运用网络进行学习的人群达到8.4%；教育行业使用网络仅次于制造业，达到13%的比例，成为与网络发展密切相关度最高的行业。

在此背景下，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产品――教材出版在两个方面受到冲击：一是学习人群接受信息、学习习惯的变化，使目前的青年学生对传统纸质教材依赖度大大降低，他们获取信息、参与学习更喜欢活泼生动的声讯媒介，因此随书光盘、网上学习课程在近几年时间里，大步进入教育领域，成为与纸质教材相配套的学习工具。同时高校教师群体也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对图书馆的依赖，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科研的力度逐渐加大。如电子数据库的飞速发展，已经从过去提供书目、索引等二次文献服务转变为全文数据库、数值数据库为主，全世界的数据库领域已覆盖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为高校教师提供了极大的教学、科研便利。我国数据库建设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如清华大学以光盘发行和网络两种形式发行的中国学术期刊，收录了1994年以来的6600种期刊的题录、摘要和3500种期刊全文，目前文章数量已超过3000万篇。

另外，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政府积极鼓励采用的主要教育手段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发展速度快慢不一的大国，采用方便快捷的网络技术教育手段改变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失衡的现状，是中国教育界几代人的梦想。1987年我国开设网络大学，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采用网络技术用于高等教育的国家之一，到2003年，教育部首批试点的67所网络大学（不包含中央电大）的注册人数达到130万，今后还将逐步扩大实验范围。

这种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手段在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科研的大量使用，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使过去纸介教材为主体的高校教材出版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那就是在教材内容结构、表现手段上必须适应青年学生已经变化了的接受习惯，同时还要照顾大量的在职学习群体；既方便高校教师课堂面授教学，又适用远程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在教学方法上既适用目前大力提倡的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又适用新知识新学科的案例教学法、讨论教学；既有规范标准化的纸质媒介，又有生动形象的电子、网络产品。教材的外延与内涵都要发生彻底的变化。

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认为，广义的教材除作为文字教材的教科书外，还包括音像教材、电子教材、网上教材……它包括了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借助活动在心理上和实践上主动地作为普通教养与专业教养的成分加以掌握的物质对象与观念对象。现代的教材（教科书）概念蕴含了下列要素： 1 作为学生的体系所计划的事实、概念、法则、理论。 2 同知识紧密相关，有助于各种能力的系统掌握，以及心理作业与实践作业的各种步骤、作业方式和技术。 3 知识体系同能力体系密切结合，表现为信念的、政治的、世界观的、道德的认识、观念及规范。教材就是这三要素的统一。

据了解，世界上所有的大教育出版集团在20世纪末已完成图书出版介质的转换，将自己的赢利模式定位于内容供给商的地位，并运用数字化、信息化等多种出版手段为全世界提供标准化的产品服务，如培生、麦格劳・希尔和汤姆森集团，不仅向中国输出大量的纸质教材，还配套数字内容，采取定制化服务，并逐步针对发展中国家销售专业产品，如设立各种考试中心、培训中心、在线学习产品等。据统计，内容产业在2001年超过了1720亿美元，预计2006年会超过4340亿美元。而我国大部分出版社盈利模式仍然以纸质产品为主，处于介质转型的初期阶段，无论是教育出版社还是专业出版社，从其基本的利润来源来看，90%依赖图书教材获得，教材形态仍然以传统的图书为主。

3 　本土教材追不上国际化的脚步

一些含有标准性要求的教材结构、知识内容表现方式的教材从发达国家自然流入我国高校课堂，如目前一些经济管理专业、部分前沿性的应用课程，已经开始采用部分影印原版教材，尤其是在一些重点大学，归国留学人员已成为学校教学科研的主导力量，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全部采用英文授课，直接与国际接轨。这为中国高校教材出版敲响了警钟。如果不积极探索教材的国际化课题，一些核心专业、代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的教材出版会拱手让位给国际上大的教育出版集团。

我国从1987年以后就开始步入国际化的轨道，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二是与培训和研究有关的学者和学生的国际流动；三是国际的技术援助与合作计划。如中国多家大学参与的美国富布莱特项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项目、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等等。在这些国际交流过程中，我国不仅派出大批留学生，也逐渐招收国际留学生。高等教育国际化近几年的发展逐渐突破了传统文化交流的单一目的，朝着多重目标综合性方向发展，其中经济因素特别是追求商业利润的目的在影响和快速推动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进程。比如近年来的各国高等教育中的课程体系和结构、学分、学历和学位的相互承认、资格认证等制度呈现出标准化、统一化的趋势就有十分明显的经济利益驱动特征。

除此之外，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还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自70年代开始外派的留学生逐步回国成为高校教学与科研的一支主要力量。根据2003年的统计，我国外派的46万留学生已有15万回国，而且以每年13%的比例增长。其中北京大学70%的教授和80%的副教授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国科学院80%的研究所负责人和81%的院士是留学归国人员。

这种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给教材出版带来的挑战之一是，学位、学分的相互承认趋势使国际化课程和部分专业内容趋向采用同一个标准教学和考核，一些含有标准性要求的教材结构、知识内容表现方式的教材从发达国家自然流入我国高校课堂，如目前一些经济管理专业、部分前沿性的应用课程，已经开始采用部分影印原版教材，尤其是在一些重点大学，由于归国留学人员已成为学校教学科研的主导力量，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全部采用英文授课，直接与国际接轨。这为中国高校教材出版敲响了警钟。如果不积极探索教材的国际化课题，一些核心专业、代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的教材出版会拱手让位给国际上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在此意义上，我国高校教材出版已经与世界跨国教育集团处于竞争地位。

二是资格认证制度的世界化趋势，使一些含金量较高的执业资格认证、职业认证产品大步进入我国，而且多集中在高端行业，如金融、证券、会计、各类专业工程师等，而这些行业专才正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孜孜追求的目标。国际执业资格认证制度迎合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要求，即通过实施大量的资格认证、职业认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水平，促进和改变高等教育在课程、专业和教学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就要求我国高校教材出版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必须尽快摆脱仅仅在校园内使用的缺陷，增加通用性，尤其是要尽快与国际执业资格和国内部分职业认证、行业认证产品接轨。　

然而我国目前的认证产品现状是：60%以上的认证产品集中在国家相关各部委和部委所属各行业协会，如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属于财政部，资产评估师属于建设部的中国评估协会，注册税务师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律师协会属于司法部等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这些认证产品水平低，缺乏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的科研创新，不仅与国际水平相距甚远，而且与时下高校教材相比也有差距。比如大部分的认证考试产品侧重在政策、法规的考核上，而作为一个资格执业者的实践能力考核、道德素养测试和基本知识水平检验没有经过科学的设计，有些还没有进入认证考试范围。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各部委和行业协会没有专业的科研队伍，大部分仍然依托各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队伍，业余承担资格认证产品的简单设计开发工作。可以说粗制滥造、水平低级是我国资格认证考试产品的致命缺陷。

由此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大量的理论性强、体现完整学科建设的高校教材，一方面是简单、低水平的执业资格考试产品，并运用行政手段垄断培训用书、考试用书的出版，两者面对的群体有绝大部分是重合的。这种现状对于高校教材出版提出的要求是，一方面要主动探索核心专业、应用性课程的教材产品与国际化接轨的道路，处理好引进与本土化的融合尺度；另一方面积极介入国内资格认证、职业认证产品，打破行业垄断，在相关专业、课程上探讨高校教材与资格认证、职业认证等产品的接轨问题，甚至合二为一，从而增强高校毕业生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大学生就业率，这是中国一百多家大学出版社、专业出版社迫在眉睫的任务。

总之，在这一场深刻的时代变革中，我国高校教材出版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不仅要参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所带来的人才培养方式，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巨大变革，还要应对信息时代下出版介质转变带来的教材内容、形式的国际化要求，以及由此引起的盈利模式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