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哈罗德・品特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英国各界议论纷纷，欢呼雀跃者有之，不以为然说风凉话甚至公开反对把文
“（品特获奖）完全是实至名归的。我高兴到极点。50年来他向来是一个目标坚定的作家。”（汤姆・斯托帕）
“品特不仅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中最伟大者，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朋友。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等了这么多年才获奖。”（梅尔文・布兰格）“把奖颁给品特再恰当不过。诺贝尔委员会终于洗清了它无与伦比的坏名声，即总是把错误的奖颁发给错误的人……我认为，与贝克特相比，品特的戏剧具有更巨大、更久远的价值，因为后者戏剧中的力量斗争存在于描写得极其出色的社会现实之中。”（大卫・赫尔）
“太可怕了。他的戏剧不过是贝克特的注脚而已。他最近写的诗歌简直是愚蠢而幼稚的牢骚。”（亚历山德尔）“我读过大多数品特的戏剧，他对英国文学的贡献实际上微不足道，他的艺术手法如‘停顿’等也非首创。总之他的成就不足以使他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安德里昂）
在这些评论者当中，既有著名戏剧家、文学评论家，也有一般的读者。前三者和后两者的看法截然相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所使用的评判标准皆为艺术标准，其分歧主要在于该如何看待品特作品的艺术价值，以及品特的艺术成就是否配得上诺贝尔奖。
值得注意的是，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认为品特获奖是基于政治原因，而非其艺术造诣。例如《星期日先驱论坛报》就发表标题为“使品特获奖的是他的道德观和政治立场，而非他的艺术天才”署名文章。作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一贯有重政治的倾向，这是获奖者中为何有不少平庸之才的原因。也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的文学天才如庞德（在二战中倾向法西斯）等往往在诺榜上名落孙山。品特获奖是伊拉克战争帮了他的忙。要不是他坚决的反伊战立场，要不是他站出来高声抨击布什和布莱尔，很可能诺奖评委会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他视而不见。唐宁街对品特获奖的反应也似乎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此作者的观点的正确性。迄今为止，被品特揶揄为“上当的傻瓜”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对此事一直缄口不言。只是首相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的追问下才勉强地说：“我们当然应当因品特获奖而向他道贺。”不少人还预测品特将会在颁奖仪式发言中再次使布莱尔难堪。
诺奖评委会对“政治正确”的标准的重视在其历史上似乎有一贯性。托尔斯泰未获奖是因为评委们不喜欢他的无政府主义；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获奖无疑与当时的冷战气氛密切相关；聂鲁达获奖则与他反智利军事独裁政府的立场不无关系;君特・格拉斯是著名的自由派人士，曾公开质疑东、西德合并的必要性。然而对诺奖包含政治因素的说法评委会予以坚决否定，并曾经多次声称其标准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前不久瑞典文学院院士、诺奖资深评委斯图尔・阿兰教授在北大演讲时再次重申：“（奖）都是站在纯文学的、公平的角度评选出来的。”然而就连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教授也承认，虽然评委们在主观上想保持政治上的客观性，但实际上却很难完全做到，因而其个人好恶难免会在评奖时“产生一定的‘政治效果’”。
那么品特这次到底得的是文学奖还是政治奖？答案或许还得从诺奖的评选标准中去找。按照阿兰教授的说法，评奖标准有五条：第一，获奖者要对人类有重大的贡献；第二，他必须有举世瞩目的工作成就；第三，获奖者不分国籍，但其作品应享有巨大的国际声誉；第四，其作品必须在文学上有极其出色的贡献；第五，其作品必须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五条标准实际上可以归为两大类，即第一条和第五条为一类，第二、三、四条为第二类。可以姑且把第一类称为“思想标准”，而把第二类称为“艺术标准”。第一类标准中的“对人类有重大贡献”和“作品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两条均可以被引申为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持批判态度并且为改进这种环境做出有益的贡献。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获奖者对社会持批评态度，而且此态度及其效果被认为是有益于人类的。这种考量实际上已经很难与政治脱离关系。品特此次获奖有其政治背景似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舆论的共识。例如，法国《世界报》指出，品特获奖“不仅仅对戏剧艺术是好消息……诺委会选择品特，这意味着表彰所有那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敢于参与时代问题而且在世界舞台上直面政治话题的作品”。瑞士《时代报》认为，品特在表达他的政治观点时从不犹豫，他获奖“不仅对戏剧爱好者是好事，而且对伊战的反对者以及那些相信具有自由性和参与性的语言的有效性的人们也是好事”。意大利《共和报》发表1997年诺奖获得者、同为戏剧家的达里奥夫的文章，文中指出，品特获奖不仅是因为他对现代戏剧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因为他具有“敢于揭露资本主义罪恶和托尼・布莱尔的虚伪的勇气”。
然而仅仅据此便认为品特这次得的不是文学奖而是政治奖，那么结论就未免过于轻率。品特从事戏剧创作50年，其作品在当代欧美剧坛和电影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先后获得英国女皇勋章、托尼奖、劳伦斯・奥立弗奖、纽约剧评协会奖、英国电影协会奖、意大利戏剧奖、汉堡莎士比亚奖、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等多项奖，被认为是堪与萧伯纳比肩的“活着的英国戏剧家中最伟大者”。品特的剧作已成为现代经典，他的名字已载入史册。如果拿诺奖的艺术标准来衡量，他获奖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这一点诺委会的“颁奖说明”其实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它首先指出品特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20世纪下半叶英国戏剧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然后阐明品特在戏剧艺术上的创新性和独特贡献。使人尤感意味深长的是它的最后部分。这部分首先引述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可把品特的创作划分为“心理现实主义”、“抒情阶段”和“政治阶段”等三个阶段。然后指出：“这种划分是过于简单化的作法……事实上，品特作品有其显著的一贯性，而且其政治题材可以视为他在早期作品中对威胁和不公正的分析的延续”。从中透露的信息是评委会不认同把品特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割裂开的做法。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品特获得的既是文学奖，又是政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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