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频繁，那是最恰当不过了。
西汉末期，中国人口6000万左右，中间打打杀杀，纷纷乱乱，经过千年的演变，到明朝建国以后，朱元璋查户口，洪武二十六年，中国人口恢复到6500多万，说明在气候、土地等两大农业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也就能够养活这么多人。超过
遗憾的是，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发现了，马尔萨斯就会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不是英国。鸦片战争前几十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担心人口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于是呼吁大英人民要讲道德――晚婚、婚前守节、夫妻自我限制同房频率等。事实上，马尔萨斯的呼吁在英国，像中国的杞人一样可笑，因为以前及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马尔萨斯的担心完全多余，相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诸多国家，现在担心的倒是人口的负增长问题了，特别是法国，政府甚至认为一个法国女人生孩子，就是热爱法兰西民族了。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呼吁有些可笑的话，那么面临早婚早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三妻四妾等状况导致的人口非理性的增长，中国知识分子中竟没有出现一个马尔萨斯这样的学者，就是很可悲的了。人口问题，中国的康熙倒是发现了，认为“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 《清圣祖实录》卷240 ，可是英明如他，除了感叹“朕常以为忧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编 《康熙起居注》 之外也没有任何法子。乾隆在位时，也学着祖父的样子“朕甚忧之”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93 。乾隆帝发愁的同时，大清有个叫洪亮吉的学者，也在发愁，并且因此而被人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问题是这中国的马尔萨斯所能想出的高招仍然可能导致生育的增长，他的措施如下：垦荒、移民、减税、防止土地兼并、艰苦朴素、开仓济民等。总之，这些最英明的帝王与学者，怎么着也不会想到限制生育这一条路上去。
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的措施，贫困也就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古代农民造反的时候，除了把自己的穷困归罪于贪官污吏与皇帝的无能之外，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如今，中国的史者一般仍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战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对于中国传统农民来讲，可怕的不是做长工，也不是做佃农，可怕的是，不管做什么，仍然填不饱肚子。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长工的温饱维持仍然有危机；如果再遇上天灾人祸，那么佃农的日子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蒙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就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一样，如果政府处置得当，那么危机就会过去，如果处置不当，危机就会转化为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德日意的社会走向与美国的社会走向就是最好的例子。遗憾的是，中国封建政府既发现不了人口问题，又搞不好社会公正问题，更对天灾人祸对农民的影响缺少有效的管理及弥补措施，其王朝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 （本文摘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端木赐香著，长征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导致人口的非理性增长，而人口超过传统农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后，社会危机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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