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文学中素有“母体天才”之称的拉伯雷，在奇书《巨人传》中曾集中地表述过他的教育理想：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向自然进军的热望，发奋求学，掌握
自拉伯雷以降，直至古典时期，法国人对于理性、科学和社会文明一直抱着完全的信任，于是尚未接受教育的儿童便与“自然”、“野蛮”成了同义词。今天看去儿童的那些可爱之处，当时毫不为人们注意，而他们的软弱、无知、幼稚等弱点则被一再加以强调。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儿童体质与智力的贫弱恰恰表明了他们精神的卑下。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博须埃（Bossuet）专断地说：“童年就是牲畜的生活。”与他同时代的红衣主教贝律尔（Bérulle）走得更远，他认为“童稚仅次于死亡，是人类本性最邪恶与最猥琐的状态”。帕斯卡尔也直言童年状况的悲惨：“有人把进入世界起的时间都算成生活。至于我，我只想把从理性诞生起，从人民开始受制于理性的时间当成生活，这通常不会发生在二十岁以前。在这之前人是孩子，而孩子还不是人。”即使是受到顶礼膜拜的新生儿基督也并不能构成上述言论的反例，因为对于17世纪的古典主义者而言，基督愿以婴儿的面目出现，只是证明他不单不畏惧死亡，还不惜把自己降低到人类状况卑微之极致。
18世纪以后，启蒙思想在法国广泛传播，影响波及诸多方面，对儿童见解的转变也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卢梭在《爱弥儿》一书的开篇便道出了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的玄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他将气候、风雨、季节搞得混乱不清；他残害他的狗、他的马和他的奴仆；他扰乱一切，毁伤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他喜爱丑陋和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像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像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在卢梭看来，人在自然状态下原本是善良的，而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亦即文明――腐化了习俗。
卢梭不仅将天真无邪还给了儿童，还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成熟”。《爱弥儿》出版前后，赞叹儿童之美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或是描摹其性征模糊时独特的容貌魅力，或是罗列其稚嫩的身骨中蕴藏的潜能，常见的形容不外乎“青果的酸涩、玫瑰的含苞，清晨的寒冽……”之类。卢梭对幼童的观察很有些标新立异：“每一个年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适当的完善的程度，都有它特有的成熟时期。我们常常听说‘成人’，但现在，且让我们来看一看‘成熟的孩子’。”照卢梭看来，孩子“成熟”期在十二岁左右，这时的儿童同样具有自信以及心理的平衡，并且“实实在在地过着现实的生活，充分地享受着那似将溢出他身体的生命”。所以即使爱弥儿在十二岁时死去，卢梭也不认为这是让人痛心的夭折，因为他已“长大为成熟的儿童，他过完了童年的生活，然而他不是牺牲了快乐的时光才达到他这种完满成熟的境地的，恰恰相反，它们是齐头并进的。在获得他那样年纪的理智的同时，也获得了他的体质许可他享有的快乐和自由”。
17世纪还近乎野兽的儿童，到18世纪业已时来运转，被法国人视为善良、有趣、可爱的代名词。而到了19世纪，儿童的身价更高了。雨果觉得儿童们庄严、崇高、让人敬畏；是神圣的造物、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从襁褓中起就具备无与伦比的尊严，把周围的邪恶荡涤殆尽。请看他笔下只有三岁大的小珂赛特：“孩子睁开她的大眼睛，大的蓝眼睛，和她母亲的一样，望着，望什么呢？什么也不望，什么也在望，用孩子们的那副一本正经并且有时严肃的神气望着，那种神气正是他们光明的天真面对着我们这种日益衰败的道德的一种神秘的表示。仿佛他们觉得自己是天使，又知道我们是凡人。”
《悲惨世界》中更让人惊叹的一个孩子是伽弗洛什，这个“以巴黎街道为家的孩子”“过着群居生活，在街上游荡，在野外露宿……坐酒铺，交小偷，逗窑姐，说黑话，唱淫歌，心里却没有一点儿坏念头。那是因为他的灵魂里有一颗明珠――天真，明珠不会融化在污泥里。人在童年，上帝总是要他天真的”。伽弗洛什的天真在1830年7月巴黎的街垒战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我们知道，在“光荣的三天”（1830年7月27―29日，即七月革命中巴黎人民开始举行武装起义到攻占杜伊勒里宫推翻查理十世的三天）中，巴黎野孩儿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早在《悲惨世界》出版30年前，德拉克洛瓦便绘制了《自由引导人民》的名画，在裸露着胸脯的自由女神身侧，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挥舞着两支手枪，俨然是伽弗洛什无可争议的前身。在雨果笔下，伽弗洛什激情洋溢，他不懂得如何杀人，相反，他成为国民自卫军扫射的靶子：他像兔子一样在尸堆中穿梭，为起义者们捡拾敌人的子弹，一边拣还一边歌唱。
这个“跟死亡玩着骇人的捉迷藏”的景象永远是世界文学史上感人至深的画面之一。如果说爱弥儿只适宜待在乡村、远离城市的污浊，那么伽弗洛什则无愧为巴黎的孩子，那个城市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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