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17-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
开阔的学术视野、博大的文化胸怀，使莱布尼茨成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中“以最大的顽强精神持之以恒地关心中国的人”。不可否认，莱布尼茨在许多方面把中国理想化了，这是在文化交流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当时他对中国的认识也并不都是一种闭门所思的乌托邦幻想。我们从莱布尼茨的书信中可以得知，他了解中国信息的渠道很多，不仅和入华的耶稣会士如闵明我、利国安、白晋、洪若翰、杜德美、刘应等有直接的通信，与当时在耶稣会在欧洲东方传教事务的负责人维利乌斯、郭弼恩有着密切的交往，而且他和当时普鲁士驻俄罗斯的外交官，以及荷兰、英国与中国有着外交与商业关系的人物都有着广泛联系。我甚至认为他掌握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可能比耶稣会在欧洲东方传教事务的负责人维利乌斯以及郭弼恩还要多些，至少我们可以说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掌握中国情况最多的人之一。正因如此，当代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说：“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他的著作也是惟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中国近事》正是一部这样的著作。这部著作是1697年出版的，语言为拉丁文，原文书名为Novissima Sinica: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第一版出版时除了莱布尼茨撰写的著名序言外，还收集了传教士所写的五封信和曾作为俄罗斯外交官员到中国访问过的荷兰商人伊德斯所写的俄罗斯考察团在中国的旅行报告。两年后（1699），莱布尼茨就出版了《中国近事》的第二版，把白晋的《中国现任皇帝传》（即《康熙皇帝传》）翻译成拉丁文收入了其中。
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的思想意图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告诫欧洲思想和宗教界，要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长处，促进欧洲和中国两大文化的交流。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计划，人类文明和最高雅的文化今天应该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Tschina’（人们这样称呼它）。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以至于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好的生活理念”。
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出版已经300多年了，关于莱布尼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及白晋所写的《康熙皇帝传》已经有了多种译本，也有了对这本书较好的研究著作。但很遗憾，至今我们还未看到一个完整的拉丁文的全译本，无论是英文、德文或是法文。现在《中国近事》的第一个全译本在中国，以中文形式出版了，这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就是莱布尼茨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
莱布尼茨应是欧洲在传教士之外的第一批汉学家，《中国近事》应是德国第一本汉学著作，我们研究的视野应将中国的基督教史或者说中国的近现代史和欧洲的早期汉学史或者说欧洲的近现代史放在一个历史的平面上加以考察。近年来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已经这样做了，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但在文化和思想研究中还没有这样做。相反，一些学者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来全面否认西方汉学，并以拒绝“欧洲中心主义”为由，否认传教士汉学文献的重要性。这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正是从明清间入华的耶稣会士开始，西方人才真正意识到中国文明的伟大与悠久，如果说西方人在美洲发现的是土地，那么在东方发现的是文明。不可否认，传教士的汉学著作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但正是从传教士汉学开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不断研究才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壁垒。当然，无论传教士汉学还是今天的西方汉学中，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甚至以一种殖民主义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大有人在，这在19世纪的汉学著作中特别明显。但不能由此就像赛义德那样，把整个西方汉学意识形态化，将西方汉学全部判断为“沾着殖民主义血的学问”，从而否认了从传教士汉学开始，西方汉学在对中国的认识进程中实际知识的进步与发展；否认了从16世纪开始，经传教士所介绍到西方的中国文化对催生欧洲近代文化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否认了这一点，恰恰是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忘记了从16世纪开始，全球已经初步具备了全球化贸易的背景下中西思想与文化的互动与影响。这说明我们在使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去说明传教士汉学时，在说明17 18世纪的欧洲中国形象时，应对赛义德的《东方学》做一种批判式的理解。
我们应将欧洲早期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放在一个平面加以研究，不仅研究中国的变化，也研究欧洲的变化。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里的论述表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上帝把金苹果只给了西方人，而是欧洲在吸收了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的思想后才形成的。这实际上从根本上瓦解了“西方中心主义”。从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除去它自身的文化原因以外，也从另一面说明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和特点，它的历史观、宗教观都有着比西方中世纪的历史观和宗教观更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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