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写长沙市民生活蜚声文坛的何顿继续了他有关都市的平民传奇，他的作品是市场转型时期都市生活的一面精彩的镜子，对商业化社会的欲望细节，他信手拈来，让未经历过的人一读之后也不由不感叹作者对原生活的深刻把握。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曾经这样评论何顿的写作：“他只是轻松自如表现他置身其中的现实生
读书报：十年前您在《收获》上发表了《我们像葵花》一举成名，十年后您又写了《我们像野兽》，从“葵花”到“野兽”，您的作品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
何顿：十年前在《收获》发《我们像葵花》是写我这代人，写我们被文革那个大环境耽搁了。那个大环境把什么都批倒了，以至不晓得自己要干什么，于是就有了一代人的盲从，事隔20年，报应来了，报应就是下岗。没有本事，没有文化，等待你的不就是下岗吗？最近几年我写了好几个中长篇，如《发生在夏天》、《新青年酒吧》、《希望》和《浑噩的天堂》及《香水百合》等等，都是写我们这代人的辛酸史。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代人年纪青青地就从历史的舞台上退了下来，就成为下岗职工了，当然就有所思考。我在《我们像野兽》结尾中，简略地写了这种状况。刘伢子、邓长健、许军和胡伢子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报应都延续到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人身上了，这是我在写这部小说中突然想到的。
在收集《我们像野兽》这部小说的素材时，突然我有一种巨大的冲动，这种冲动让我特想放开胆子写这部长篇小说，让我想干一件很“猛烈”的事。回想起来，以前我写《我们像葵花》还有点顾忌，写这部小说时，我决定把一切顾虑都踢到一边去，像一个不顾一切的男人一样，抛开世俗和道德的观念（有时候我觉得一些观念让我的写作不畅快）而写作。《我们像野兽》就是基于这些冲动写就的。人是需要自己给自己壮胆的，就像一个人走夜路，因为怕鬼就壮着胆子唱歌一般。天天是这样说，这样勉励自己，也就这样写了。这部小说确实没受世俗观念的约束，写得无所顾忌，不管小说写成了什么样子，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是凭着一股写作的勇气和胆量写成了《我们像野兽》。
读书报：您的小说中许多知识分子，都经不住市场大潮的诱惑而随波逐流，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您却自愿放弃了收入优厚的装修行业弃商从文，请谈一下您的想法？
何顿：我是太喜欢文学了，觉得文学自由，不受约束，不必面对甲方，也不要跌下脸来训斥装修队伍里素质差而且懒惰的民工。过去搞装修，一切都得看甲方的脸色，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甲方验收时付款快。他不高兴，钱就不会到你账上。文学很自由，想写就写，不写就出去走走，用不着去讨好谁。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文学是一种苦难，也是一种欺骗，你不认真，她就欺骗你。搞文学并不需要如何多的聪明才智，但她需要孤独。很多人是耐不住这份孤独的，我耐住了。
读书报：您小说中的故事始终是在长沙发生的，用长沙话来说《我们像野兽》中几个主人公就是：国庆鳖、斌鳖、中鳖、军鳖、伢鳖、宇鳖、坨坨鳖。您能说说长沙跟您写作的关系？
何顿：我跟长沙的关系很简单，我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十分熟悉这座城市的变化。时常开着车（以前是骑摩托车）在长沙街头转，这里走那里看，写长沙的街巷与事情就可以信手拈来，用不着苦思苦想。假如要我写别的城市，我都不晓得我的主人翁，吃了饭或下了班应该往哪里走，到哪里去消磨一天里剩余的时间。再说，我是用长沙话写作，长沙话与北方话不一样，但好在还能用她来写作，虽然北方的读者阅读起来会有点不习惯，但如果他买了这本书，想读，是完全能读懂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熟悉的城市和人，离开了，写不像，写不像就不生动。现在的文学作品，如果不生动，是不会有人读的。
读书报：您的大部分小说包括这部最新的《我们像野兽》都以写长沙市民的原生活为特色，您有没有想换一种写作方式？您正在或即将写的下一步长篇能不能透露一下？
何顿：我早就在写黄家镇了，那是一个存在于我心中的城镇。写黄家镇有一点好处，就是不会惹麻烦，因为这个镇是众多县镇的综合，在湖南的版图上找不到，又在湖南的版图上比比皆是。以前写过一部长篇，弄得一些人发脾气，说我诋毁了他们的酒店，害得编辑们放肆解释，那些人才作罢。孔子说颜回“不贰过”，那是赞誉颜回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我学乖了，自己杜撰一个城镇，把自己想写的事和人都搬到黄家镇去，我甚至还想跟黄家镇建一个电视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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