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以谢无量1916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史》为标志，还是以胡适1919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大纲》（上卷）为标志，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始终伴随着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教科书颇让人目不暇接。然而，高水准的中国哲学通史类的著作似乎还是屈指可数。可以作为参考书推荐给学生的，依
劳思光，当代港台地区著名的哲学史家，祖籍湖南长沙，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9年后旅居台、港等地。《新编中国哲学史》一书就是作者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时期的作品，全书共三卷四大册，约百万余言。从1968年《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由香港大学崇基学院出版，到1981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将三大卷出齐，劳先生为此投入了二十余年的心血。1984到1986年间，劳先生将《中国哲学史》重新修订增补后，以《新编中国哲学史》为题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可以说，作为一个当代的哲学史专家，劳思光先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哲学”本身的关注决定了劳著《中国哲学史》的特色所在，即以“哲学”来统领“史”，藉哲学史的材料来表达其个人的哲学思考。在劳思光看来，一部好的哲学史“不但要叙述一个个哲学家的言论及思想，而且要看各家言论思想的关系，这就涉及哲学思想的发展问题”。同时，作为哲学史，更应该对各家学说进行“解剖”，需要“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深切解悟，对哲学理论的明确掌握”，在劳先生看来，“这就不是纯粹史学工作者所能做的事了”。因此，在“哲学”与“史”之间，劳著《中国哲学史》明显是偏向哲学问题本身，表现出了相当强的“哲学性”。
劳先生认为，从整部中国哲学史来看，有三种基本的哲学形态，它们分别是心性论、宇宙论和形上学。这三种形态在劳先生那里都有特定内涵，分别指向三种建构道德价值之门径。进而在劳先生看来，这三种哲学形态并不可以等量齐观，而是有着层次高低的判教内涵。三者之中，“宇宙论哲学”被认为是最为幼稚的形态，它将哲学的根据落实在经验层面，而“形上学”则将价值的根据落实在超经验的“实有”，故“形上学”要比“宇宙论”高明。但同时不论是“宇宙论”还是“形上学”，都是以“客体性”或“存有性”为第一序的观念，因此它们又不如以“主体性”为第一序的“心性论”成熟。也就是说，劳先生认为，“心性论哲学”以其最为成熟的哲学形态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在。于是劳先生提出他作为“全面判断的统一性”的“设准”：即以孔孟“心性论为中心之哲学”去衡量和判断中国三千年的哲学发展史，从而独树一帜地建立起了他那极富特色的中国哲学诠释体系。
根据上述的基源问题和判断设准，劳先生提出他自己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法。在劳先生看来，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与“经学”，未免失之太简，且诸如汉宋之不同等问题，多未能照顾到。而另外一些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分期法，或单纯按朝代时序，或单纯按学派，则未能体现出应有的学理依据。于是劳先生遂根据他对中国哲学基源问题的理解，将中国哲学史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对应为《中国哲学史》的上、中、下三卷。表面上看，三期的划分只是一个时序的问题，但事实上劳先生根据其对中国哲学史的判断设准而赋予了价值判断的内涵，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
总的来说，劳著《新编中国哲学史》最大的特色与最大的贡献都在于他所提出的方法论诠释架构，即所谓的“基源问题研究法”。然而，这部著作最能引起人们争议的也正是这一点。客观地说，这部著作最大的优点与最大的缺点都集中于此。这样一种诠释方法，决定了劳著《新编中国哲学史》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对读者来说，特别是对初入门的读者来说，显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与指导性，这可说是这本书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所在。事实上，就任何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理论来说，毫无疑问都各有其“基源问题”，劳先生主张由此入手研究哲学史，正是作为“哲学”之“史”应有的特质所在。然而，作为“中国”的哲学史来说，过分强调以逻辑还原的方法来建立其基源问题，似乎又失之简单。较之西方哲学而言，中国思想并不特别强调一种逻辑上的推演，而更强调对生活世界本身的体会，强调一种精神与气质。既然劳先生承认中国哲学是一种引导人生的哲学，那么将那种无生命的逻辑与分析加之其上，多少有相悖之嫌，就这一点而言，大概与劳先生的学术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与之相关的是由基源问题引申出来的作为“全面判断的统一性”的“设准”问题。以“哲学”家的身份来写哲学史，而不仅仅满足于以专业哲学“史”家的身份来写哲学史，当然想通过其个人的哲学见解以“成一家之言”，这正是哲学家自视为哲学家的自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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