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困局
11月，第十八届大学社图书订货会西安举行，106家大学社同城论剑。饶有趣味的是，一年一度的专业图书
订货会，加之本次更有全国高校图书馆和高校师生代表赴会，大学社对订货会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清华社、北大社、人大社、广西师大等一次订下八个展位，花十数万大肆装修，有出版社则并未赴会。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订货会现场并未能透露某种信息，“展位的相差不过八倍而已，背后大社小社的规模之差何止数百倍”，但他同时承认，“当然，人流量还是有一定表现”。有大学社展台宾客盈门，也有大学社门前冷落鞍马稀。一冷一热，冰火两重天。
事实还不仅于此。据开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监测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社内部分化严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大学社可以进入整体市场的前3名，市场份额在2％以上，而市场占有率最低的大学社在500多家出版社中排名倒数几位，市场份额仅有0.0001％，相差何止千倍。可以看到的是，部分大学社近年发展迅速，在一些门类取得领先位置，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社的市场占有率出现较大下降，大学社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越来越突出。
官方的态度似乎也是趋于明朗。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最近一次的讲话中颇为郑重地提到，出版业内部竞争的局面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出版业的两极分化已经开始，特别是大学出版社。大学社两极分化局面凸显？
三种声音
强者越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赖德胜显然是倾向于同意邬书林的评价。“不能说弱者越弱，但强者越强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据他的观察，现在有的大学社一年总码洋也就是几千万，某些大学社一年就会增长其好几倍的总量，部分大学社的经营规模、出书品种、社会影响和市场占有率，毫无疑问在做“三级跳”。
目前，总署公布的数字是，21家大学社码洋过亿，“剩下的日子都很难过。”一业内人士如是表示。除上交给学校约合利润1/3，大学社还要背负起33.3%的企业所得税，“所以过亿也不见得怎么样”。
勿以“码洋”论英雄
对此，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显然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仅仅是根据规模、码洋、经济效益等标准来论大学社两极分化的概念，并不合理。”他表示，不一定做得最大的就是最优秀的大学社，也不一定规模小就会被淘汰。欧美很多大学社规模都很小，只做一流的学术精品，照样是出版行业的标杆。
大学社成立之初的初衷就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目前，大学学术文化成果的物质化、社会化的途径主要通过大学社来实现，因此，贺圣遂认为，大学社应该是大学科研、学术两大势力之外的第三种学术力量。“大学社的任务就是高校学术、思想成果物质化、社会化的辅助部门和催生部门，使用出版这个步骤，使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逻辑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最后形成学术成果的有机整体。”在贺圣遂看来，大学社天然地应与高校的学术发生关系，所以，只要大学社发挥了学校的科研学术力量，根据自己具备的资源向社会提供学术著作，那么，即使规模小，也未必会两极分化。
规模效应
然而，有业内人士表示，高校的学术资源未必为高校出版社所独有，它有可能向效益更好、知名度更高的社会出版社或教育社流动；反过来，大学社也未必一定要借助高校资源，有些大学社已经成功借助社会资源完成了影响力的扩张，“比如广西师大社”。在这位人士看来，所谓两极分化，一是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二是管理水平差距的加大，三是体制机制差距拉大，但是三点会外化为市场占有率，即规模的差距。很显然，上述几点在大学社当中表现是越来越突出。
表与皮
前因之果
就在五六年前，大学社与大学社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太大。那时候，码洋过亿在大学出版者眼中看来都是“了不得”了，规模大的大学社与规模小的大学社差距也就是几、十几倍。“现在，有大学社光是利润就已上亿，像上外社，和小社规模相差已有千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缪宏才感慨。所以，“虽然是现在出现大学社两极分化的苗头，但根子是在五六年前种下的。”
据缪宏才观察，机遇就在于这五六年来的教育体制改革。有抓住高校扩招机会，大力发展大中专教材的，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抓住中小学课程体制改革和教材出版发行改革，进入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的，如北师大社和华东师大社；还有抓住全民学英语热潮，出版外语图书的，比如外研社、外教社；更有抓住信息化浪潮，凭借计算机图书完成原始积累的，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还有出版社抓住市场化机遇，在体制结构上大胆调整，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在看都是机遇，当时却未必看得出来。”缪宏才告诉记者，当年华东师大决定进入中小学教材出版时，因为投入非常之大，社长朱杰人还曾被人写匿名信告状。凭借决胜于中小学教材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码洋也由两年前的6亿跃升为今年的10亿，放在五六年前，“不可想像”。
所以，现在的大学出版是一个共生体，一块是为高校服务的学术出版，一块则是教育出版，一块则是社会的大众出版。对此，贺圣遂有清醒的观察。“如果大学社不具备出教材、教辅、学术著作和社会读物的优势，就慢慢式微。”在他看来，规模大的大学社是将以上三种图书结构兼而有之，所以，所谓大学社的两极分化是大学社走向社会，商业化过程中的两极分化。
市场魔棒
在有经济学背景的赖德胜眼中，他更愿意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大学社最近五六年的急剧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发挥作用。”这五六年，出版业改革开放的速度比较快，越来越具有产业特性，资源迅速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门。在其他产业也是如此。大的很大，小的很小，大的企业成为龙头，小的企业成为大企业的部分，“搞点配件啊，进入某环节啊，等等。”赖德胜认为，出版业产业化的管理办法和运作，使它产生一般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赖德胜看来，虽然各个出版社进入市场的时间差不多一样，但各社的起点是不一样的。部分出版社市场意识比较强，准备也比较充分，有好的选题结构，良好资金储备和人才储备，一旦放开，就会在市场中显型。“有的出版社20多年来在某些领域有了很好的积累,积攒了很多资源,市场放开后,跑得很快――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魔棒的作用,使原有的差异迅速放大。”
他提出，有出版社的管理层将出版社作为企业来经营，而有出版社的管理者只是将出版社看作自己兴趣的一种扩展，并没有把做大作为自己的追求，不同出版社管理层对大学社定位的不同理解，当然也会导致大学社规模的差距。
可以预期的将来
分化加剧
无疑，市场化会加剧两极分化。缪宏才为记者算了一笔账：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问题。人往高处走，人才会流向平台更为广大、各方面待遇更为优厚的地方；其二，资本竞争方面，没有大的投入就没有大的产出；其三，品牌效益。如果市场越来越规范，规范的市场会有既得利益者，弱小者要打翻身仗就会越来越难。
但是，目前体制下，小社死掉的可能性很小。虽然目前不会有出版社因为经营不善而关门，但是，业内人士认为，“这取决于政策的边界”。
竞争会导致两极分化，今天大学社出现两极分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但两极分化到一定程度，出现“寡头经济”，则有可能阻碍竞争。所以，国外政府均有反垄断法，因为自由竞争才是最有效率的。那么，主管部门会不会采取措施“劫富济贫”？对此，赖德胜认为，现在部分大学社远远没有达到妨碍竞争这种程度的规模。“如果有妨碍竞争的，目前主要不是市场因素，而是政府因素，地方行政壁垒导致市场分割严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现在的企业还没有大到要通吃的地步。”
贺圣遂则为大学社的“小”、“大”提出了另一个标准，“要看它是否代表中国学术生产力量，要看学术文化在其中的比重”。
合纵连横
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学社已经开始了向外扩张的脚步，成效却喜忧参半。
先有高等教育出版社牵头，欲兼并重组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和天津大学出版社，形成新的高等教育集团，因触碰社校关系财产暗礁，运作早已归于沉寂，然而，由该社的发行机构剥离而成的股份图书发行公司蓝色畅想，已在全国设立了15家分公司，下一步则是与各地高校合作，全国设立蓝色畅想书城；2004年，外研社的扩张触动了市场原有布局，在大兴耗资3.1亿元的培训基地正在为外研社带来滚滚财源。据悉，外教社出版、科研、教育互动，“科学统领发展，创新实现跨越”的发展构想已步入实施。该社在海外的分社也已进入实质性的运作。
由此，有业内人士指出，对于欲寻扩张的大学社而言，最好的方法是内涵裂变式。
赖德胜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大出版社中，将传统图书链条拉得很长，包括编辑、出版、发行、电子、音像、网络、期刊、培训、研发，等等，使里边的附加值越来越高。申请成立发行集团，搞总发权的不在少数，还有投资影视传媒的，一些社的培训也红红火火。在横向面，兼并出版社的可能性没有，但是，大社完全可以整合有关图书公司和工作室，借用他们的市场经验，进行策划和发行。所以，赖德胜的判断是，小社这一块如何变化，有很多政策因素在里边；但是，做大之后，完全可能发生合纵连横。
另据记者了解，世界上所有的大教育出版集团都已将自己的赢利模式定位于内容供给商的地位，如培生、麦格劳・希尔和汤姆森集团，不仅纸质教材配套数字内容，采取定制化服务，销售专业产品，还设立各种考试中心、培训中心、在线学习产品等。看来，国内大学社在这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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