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历来受到我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中共十
近年来，福建人民出版社紧密跟踪俄罗斯解密档案的公布和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新变化，陆续推出《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三部反映中国大革命历史和研究情况的图书。这三部书均充分利用了俄罗斯解密档案中的有关文献资料，对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判断，在一些问题上推翻了此前的结论，提出了新的观点。《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以纪实的形式，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主线，全面记述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国大革命失败期间的重大事件，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与国民党合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集中叙述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与分歧，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以及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加拉罕在指导国共合作过程中的功过是非。本书以其流畅的语言、确凿的史料和鲜为人知的史实见长，自出版以来深受读者的欢迎。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充分利用俄罗斯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关系进行研究的专著。该书的突出之点在于：第一，对此前鲜为人知或知之甚少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填补了研究的空白。该书对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华工作情况、“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莫斯科活动情况等，作了较为系统和详细的叙述，对远东局的功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回国后反苏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在国内学术界还是首次。至于越飞、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人的在华活动情况，该书也给予了充分的反映，并对越飞的“三重外交”、鲍罗廷与陈独秀和孙中山的关系、维经斯基对中共的指导等，作了深入探讨。第二，对此前由于资料缺乏而造成的史实和结论上的错误作了纠正。此前研究者普遍认为，1927年6月初中共接到了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该书根据新公布的档案，提出“五月紧急指示”不是来自共产国际，而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收人不是中共中央或陈独秀，而是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该书还以充分史料为依据，推翻了“共产国际由于看重国民党而接纳其为同情党”的结论。第三，对此前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如何评价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与“三次大退让”的关系、对中国大革命起决定领导作用的是共产国际还是联共（布）、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能否两全、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工作是否予以重视等，这些学术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该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书被资深专家誉为“一部实事求是的创新之作”，已有《中共党史研究》等数家杂志发表了书评。
《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系统回顾了陈独秀跌宕起伏的政治命运与莫斯科（包括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部集学术性、资料性、通俗性于一体的作品。全书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依据，对陈独秀与莫斯科的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多角度揭示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与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及其控制下的共产国际之间复杂曲折的关系；多层次展现了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莫斯科作为替罪羊而造成的二者之间关系的巨变，以及在此背景之下陈独秀走上反对斯大林道路的历程。透过陈独秀与莫斯科交往的20多年的风风雨雨，广大读者不仅可以真切地看到在莫斯科影响下的陈独秀如何奏响他政治生命的主旋律；而且可以深刻体味到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共产国际之间那种难以言表的情节，从而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引起心灵的震撼和深刻的思考。
中国大革命史研究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等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上述三种图书是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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