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是读书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作“士”我没有作过考证，只是从古代的典籍中知道，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就设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可见，早在远古时代，士便是有尊贵地位人的代称了。
自从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以后，士逐渐多了起来。尽管这样，在素有尊师重道传统的文明古国
科举制的实行，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了读书作官的道路。《荀子・大略》曾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未实行科举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实行后，在中国历史1300年的漫长时日中，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更是少而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总是趋之若鹜。那么究竟怎样看待由士入仕的唯一通道――科举制度呢？科举制度的雏形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6世纪末的隋朝，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存在了1300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这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制曾选拔出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从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陈独秀这样的政治家，从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一类的教育家。此外，进士及第还只是踏向位极人臣之路的起点，还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正式做官还要经吏部铨选。据资料统计，在历时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中选拔出来的进士共725科，总数为98749人。如果按宋、辽各自的平均数加上所缺的数目，总计要超过10万人，这还不包括宋及以后各代特赐过的一批进士。10万多进士大军是我国1300年历史上官员队伍中平均文化素质最高的群体，也是官员队伍中最活跃的成分。民族的兴衰，朝代的更迭，国家的治乱，都与他们密切相关。这些人又是这个历史阶段文化活动的主力，文化传统的承传与弘扬，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教育事业的兴衰，也都与他们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及其造就的官员和文化大军，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就一项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之后，我们回首历史时就不难看出，科举制度至少有公平、公正、公开、参与广泛、惟才是举等优点。此前官吏的选拔主要采取的是世袭制和举荐制。世袭制的弊端不言而喻，官吏的选举面只能锁定在名门望族。举荐制虽破除了血统的限制，但具备“考绩幽明”资格的人毕竟很少，且又没有统一的标准，被举荐的人无法平等竞争。而科举制却首先向所有的士人敞开大门，不论富贵贫贱和门第高下，都可报名应试。对参与舞弊的考生和主考官的处罚也相当严厉，甚至处以极刑。元明清各代，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设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将至公理念公之于世。秦桧与岳飞，都是八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一奸一忠，一邪一正，但岳飞、秦桧二人却同是科举入仕，同朝为臣的。还有北宋的蔡京、明代的严嵩虽都属独夫民贼，却也都是进士出身。因此，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历史时期，即便是名节卑污，遗臭万年者，就其才能讲，也绝非酒囊饭袋。
有人举出《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以及历史上众多有才能的人耗尽一生精力，久困科场，终无所成为例，说明科举制扼杀人才。且不说范进、孔已己本属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并无案可稽，即使那些终生未能及第的“众多人才”与1300年间的科考选拔的人才相比也只能是冰山之一角而已。尽管科举制的诸多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像不能因为一所大学没能培养出爱因斯坦就否定这所大学的成就，同样也不能因为李白、杜甫未能金榜题名就否定整个科举制度。
学而优则仕是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理念。“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既与“官本位”的传统观念有关，也和当时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发展背景有关。当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提倡，北大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不做官”，这曾使“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受到较大的冲击。当然蔡元培所谓“不做官”的宗旨是要把做学问和从政严格分离开。而在现代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相对发达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很多知识分子担任公职，特别是时下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知识化”。这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知识分子是做“士”还是做“仕”；二是各级组织选什么样的“士”“入仕”。当年爱因斯坦曾被以色列当局邀去当总统，如此“位高极品”可谓光宗耀祖了。可是爱因斯坦却断然拒绝了，还是一心研究他的物理学。当然，人各有志，确有心系庙堂，心忧天下者专门想做官也无可厚非，那就该把知识分子“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带进官场，去做个廉洁奉公的清官，更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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