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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60周年”的日本阅读

2005-12-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日本著名思想家子安宣邦认为,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可以把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划分成两个延续60年的周期――即帝国日本的60年和战后日本的60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我们不仅应该继续关注第一个60年的日本,发掘并保存历史记忆,同时也应该正视第二个60年的日本,在深度阅
读的基础上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做出理性的判断。

经过明治14年(1881年)政变,日本确立了长州、萨摩诸藩阀的当权地位,并明确选择了普鲁士式君主立宪的天皇制国家道路,由此开启了日本帝国的扩张历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刚刚60年。而今已延续60年的战后体制也到了它的终结期――不论东亚地缘政治的变动还是内部的社会变迁都使这一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日本再一次走到转折点。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我们不仅应该继续关注第一个60年的日本,发掘并保存历史记忆,同时也应该正视第二个60年的日本,在深度阅读的基础上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做出理性的判断。近期《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及《日本中国学文萃》等丛书的出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我们能以此为起点展开对近60年日本的深入阅读。

从“民族论”到本土社会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周维宏先生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更了解其他外国人对日本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日本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及戴季陶的《日本论》等,几乎全是日本研究者必定读过的,而日本人对自己社会的研究我们则知之甚少。上述著作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误读,如《菊与刀》固然对日本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并未到过日本,未能亲身体验日本人个体对自身文化和文明性格的认知。

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这套丛书涉及社会学的多个分支,如社会学理论、家庭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经济研究、城市研究等。虽然篇幅上还不足以全面网罗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成果,但大致可以反映日本学界对本土的观察,可以从中了解日本社会变迁的趋势。如作田启一在《价值社会学》一书中分析了日本社会战前和战后价值体系的变化。他指出战前个别主义的两个价值即“政治”价值和“整合”价值占主导地位。二战结束后,过去处于第二性的“经济”价值和“满足”价值取代前两者占据主导地位。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满足”价值不能像过去的政治价值那样发挥绝对性的作用,于是出现了价值的多元化趋势。在历来的民族主义论中,存在着把民族主义作为宏观社会意识形态论述的强烈倾向,吉野耕作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一书中记录了若干具体职业领域内人们的声音,分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尽管社会学家个人能够调查的范围有限,但也实证性地探寻了日本民众个体的民族意识。广田康生在《移民和城市》一书中将焦点对准在日本生活的移民,描述了他们在适应各自移民目的地社会时的实践方式、与移居国居民之间的共存过程及该过程给现有制度世界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移民们并不一定满足于“夹缝中”的存在,他们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规则。除上述著作之外,藤井胜的《家和同族的历史社会学》、上野千鹤子的《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和正村俊之的《秘密和耻辱――日本社会的交流结构》等书也从各个角度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全面分析,为理解日本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也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内对战后日本进行了深入剖析,尤其是在战争遗留问题及日本新右翼势力方面创获颇多。关亚新、张志坤用了两年时间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日本遗孤情况进行了大范围调查,查阅了3800名日本遗孤的档案材料,走访了100余名留华未归的日本孤儿和尚健在的中国养父母,在此基础上对日本遗孤问题产生的背景、被中国养父母抚养的经过、回日寻亲的历程等进行研究与分析,写成《日本遗孤调查研究》一书。除此之外,《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中方主要主持人步平教授又推出了他与王希亮的力作――《日本右翼问题研究》。两位作者不仅握有大量有关日本右翼方面的资料,而且曾与日本右翼分子邂逅,可以说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思考。本书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及兴风作浪的过程做了详细剖析,读者可借此明了当下日本右翼活动的来龙去脉。

从“汉学”到中国学

在对战后日本的阅读中,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无疑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中国学的研究者们继承了汉学传统,不仅解读和传播了来自中国的文化,他们的视野和志趣更是影响了公众对中国的印象。中华书局自今年起推出大型丛书《日本中国学文萃》,对日本中国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介绍。在计划出版的十余种图书中,选题侧重大家的学术随笔,兼顾学术性及可读性,如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小川环树《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兴膳宏《中国古典文化景致》等都是公认的佳作。

小川环树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是20世纪日本最著名汉学家之一,与吉川幸次郎同称战后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双璧。他专攻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侧重于文体与作品形式,大量译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从《风与云》中即可见其为学一斑。青木正儿一生都在从事中国文学及中华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工作。他曾两次游学中国,与王国维、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相交,其研究著作诸如《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国文学思想史》、《清代文学评论史》很早就被译成中文。《中华名物考》虽然在日本声名已著,却是第一次被引见给国内的读者。桑原骘藏原为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东洋史说苑》是其生前出版的不多的著作之一种,译者从中选取了比较著名的篇目编译成书。本书是作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论述,其历史认识和基本评价对日本学界影响深远。本书写作时,中日两国在国力强弱与文化发展上与古代出现倒置,也使作者本人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他的部分观点也许并不能算是真正对中国的理解之论,但来自异域的声音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和反思自我而言,无疑是一面值得珍视的镜子,是克服历史积弊的一剂良药。

除《日本中国学文萃》外,复旦大学出版社还在上半年推出《对中国文化的乡愁》和《我的日本印象》两书,前者摘取日本著名学者描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文字,后者则选录中国学者和作家纵论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篇章。文章的作者大多曾在对方的国度有过较长时间的留学或游历生活,对两国文化都堪称“知根知底”。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评介两书时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屡次发动侵华战争在中日关系上投下了深长的阴影,至今还难以消解。但没有理由说中日文化曾有过的亲缘关系应该被忘记――恰恰相反,在这种阴影里它更具有值得珍惜的价值。而这也是当下阅读日本时应该记取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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