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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无形:中国形而上精神之精髓

2005-12-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回归原创之思》 王树人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我一直在寻找中国智慧的内部语言,就是说,不从外部说话,不说外行话。寻找的道路是艰辛的,因为障碍极多。寻找者

自己的习惯思维模式,是最大的障碍。同时,放下西方式的哲学思考习惯,对我来说又是多么不容易。所以,我不太敢谈论中国“哲学”,可是这并非表示我无话想说。读了王树人先生的新作《回归原创之思》,确实感到震撼,他说出了我没有能力说出的话。他说出来了,我思考,我判断:这是一部充满原创精神的力作。

王树人先生这部书,350千言,洋洋洒洒,涉及易、道、佛、诗、书、画等等,以“象思维”贯穿全书,令人耳目一新。依我的阅读理解,王先生所谓“象思维”的精髓,一言以蔽之,乃“大象无形”也。

真的哲学原创精神,不仅仅是提出或创造新的哲学概念,也是抓住古代智慧中某一句被后人长期忽略了的箴言,从中引申出现代智慧,甚至从中总结出中国精神的真谛。这真谛,却可能是从来无人说过的,因为这种说的能力,限于一种特别重要的精神延伸能力,它是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甚至是超越民族精神界限的能力。这句箴言,又是“大象无形”。

“大象无形”这句话之所以最重要,乃在于它革了“西方式哲学思考习惯的”命,因为按照哲学(或西方哲学)传统,“象”(事物、物体、事件、身体,总之是各种实在性的东西)与“形”联系一起,精神(观念、概念、理念、情感、意志等)与“无形”联系一起。也就是说,哲学排除“象”思维,因为倘若有一个哲学家说哲学智慧有“形状”,那么他的脑子肯定出了问题,因为“智慧的形状”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何理解传统哲学中的所谓本体论或者实在论之类,它们不是研究“存在”、“有”吗?但是,这里的being,已经没有了“象”或“形状”的问题,而只是一个被磨平了形状的哲学概念。全部哲学,只是处理抽象的概念或观念之类,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里,“大象无形”走到了传统哲学的界限之外。这里虽然有“大”和“无”,但是,更重要的,是有“象”和“形”,传统西方哲学领域内部不讨论“大”“小”之类涉及事物形状的问题,甚至也排斥“无”,所谓“大象无形”不是一个西方哲学式的问题。从哲学立场看,“大象无形”甚至是荒谬的命题,因为这4个字之间自相矛盾,因为既然称“象”,总应该有“形”,如此等等。它不是一个西方哲学式的问题或命题,但正是从这里,走来了中国形而上精神之真谛。

什么真谛呢?王树人先生全书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用他的话,就是非概念思维。从他的全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智慧中涉及的所有从前被认为是“哲学概念”的词语,或多或少,或远或近,都与“象”或“形状”有关系,其真谛,就在于中国智慧中那些类似于各种“无”的说法(太极、无极、玄、道),离开“象”或“形”的问题,就无法接近。因此,中国智慧传统是“非概念”的。正如王先生在书中所说,“历史上把《周易》、《老子》、《庄子》统称为‘三玄’,绝非偶然。三大经典之‘玄’,就‘玄’在‘立像’、‘取象’、‘象以尽意’,从而使之成为具有启迪无限创生的‘众妙之门’。”(第15页)

王先生实际上说的,是这样一个区分中西智慧的界限:在形而上学问题上,西方人注重抽象的概念,中国人讲究看不见的“形状”,虽然都是“抽象”思维,差别该有多么大啊!在中国圣人看来,智慧因滋生“形状”而具有各种“味儿”或情趣,没有趣味(这个“趣味”是广义的,并非狭义上的“乐子”。但这广义上的趣味,终归离人很近)的思想,或者说,西方式的哲学观念,是中国智慧所不喜欢的,也是不可理喻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玄妙,终究是情趣之妙。无形的东西终归要化作有形的东西,才能被中国智慧所理解,而有形东西的最终真谛,却是无形的,中国智慧的趣味,有无形之趣――所有这些,表明的是中国智慧的伟大,还是贫困?中国圣人和西方哲学家都具有“形而上”精神,但是,西方哲人在“无形”的领域说出的话,要远远多于中国圣人,他们在不可说的地方硬往下说。但是,中国智慧不是这样,在不可以说的时候,中国圣人就此打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发达的哲学智慧。可是,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中国哲学的贫困,不如说是中国智慧的机智,中国智慧为想象、直觉、悟性等等留下了巨大的精神空间,王先生说,那就像是禅宗的“开悟之像”。阴阳、八卦、太极等等,总是一些“象”。又因为这些“象”的形状变化莫测,要依赖于“猜”。为什么要猜呢?因为中国智慧是发散性的,不拒绝事物的多种可能性。像是一种“立场不坚定”的智慧,绝不拘泥于黑格尔所谓概念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因为事情绝非只有好与坏两种可能性。

中国学者大都很崇拜黑格尔,但当年的老黑格尔并不领情,他在《哲学史讲演录》里对中国智慧很不以为然,一句话,中国的哲学精神是贫困的。直至今日,这种偏见还很使国内吃哲学饭的人感到自卑,4年前法国大哲学家德里达在上海说的那句话(“中国传统上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甚至引发了轩然大波。但是,忿忿不平的人只是情绪,并不理智。中国哲学的贫困与中国智慧的机智并列,我们有别一种思考能力,为什么一定要挂上“哲学”才能使我们心里坦然呢?若此,只能说,批评德里达这句话的人实则在西方哲学面前感到自卑,因为“哲学”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我以为,不谈“哲学”仍然可以谈智慧,中国智慧的丰富多彩没有必要挂上哲学之名。这些,正是王先生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他讨论的中国智慧的内部语言(易道、爻卦、象数、玄览、玄德、玄达、玄同、玄德、独泊、若遗、坐忘,等等)。这些中国精神,没有必要一定因为挂上哲学概念之名方显得高贵,因为这些中国精神本来就是高贵的,就像表面上象形,实则很不象形的象形之汉字(这又是“大象无形”)在英语、在拼音文字面前本来就是高贵的一样,因为我们的文字,可以化做“形状的艺术”(书法),对此,拼音文字很自卑,因为它不能。

王先生的书还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以往的哲学研究,可能努力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因为民族精神只有立足于自己的土壤,才有生机活力。就像同是西方哲学,比如同样的胡塞尔现象学,在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头脑里的效应是多么不一样啊!思想和情趣的法国味,为法兰西民族赢得了世界的尊敬,那么,我们中国的智慧呢?什么时候,我们能说,能让西方人说,这是中国人创造的精神时尚。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比如,以法国哲学家为主导的所谓后现代哲学,从根子上,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老庄创造的“精神时尚”,一种“贵无”的思想。中国精神从“无”字中曾经激发出多少想像力啊(但是,这个荣耀与当代中国人无关,与古代圣贤比较,我们的灵感在萎缩)!这就是王先生在书中所推崇的“无物之象”:“‘无’之所以更能表达‘道’的本真本然的深邃意蕴,在于‘无’不是作为概念思维的概念,而是一种‘象’”(84页)。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状之状”,王先生认为,这是“象思维”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原象”。在这方面,如果说西方哲人的头脑因清晰彻底而易于发达的科学,那么,中国圣贤的智慧则因其混沌莫测而易于高深的艺术,且导致有别于宗教的神秘。一种机智的神秘。难道不是吗?中国智慧和艺术的最高境界,就像王先生书中提到的,集中体现在老庄之“玄”与禅宗之“悟”:听见了凡人听不见的声音,看见了常人看不见的现象,念头延伸到世人想不到的地方。但是,所有这些,仍旧是感性的,有形有象,用王先生的话说,是“象思维”,而不是西方式的思辨哲学。在引用了老子第16章“致虚极,守静笃......”这段名言后,王先生一语中的:“在这里,可以直觉到生动的‘无之象’的‘流动与转化’”(第82页)。没有形状的“东西”怎么流动与转化?这里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与西方哲学的概念之间的转化不同,中国智慧虽然讲究“无”,但是,这种“无”的超验性仍然是靠动作性质的语言维持的。或者说,不是静态的思,而是动态的“做”,是“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生生之态。这是中国特色的超越智慧,即超越了具象的万物之后,剩余的不是康德式的先验概念,而是王先生说的“精神之象”的绽放。

最后,我向读者推荐王树人先生在本书《后记》中的一句精彩总结:“把被概念思维遮蔽的‘象思维’重新提出来,探讨其原创意蕴,用以开辟新的视野和启迪新的思路,却是今日中国思想文化之必需。”什么思路呢?就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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