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了一）先生生前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汉语史家和散文家，其《龙虫并雕斋琐语》、《汉语史》、《古代汉语》等著述，享誉海内外。王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养成了严谨的生活规律和工作作风。几点休息，几点起床，几点用餐，几点辅导学生、接待朋友，都有严格规定，绝非漫无章法。比如辅导学生，一般是
对于稿酬，王先生也是一丝不苟。解放初至“文革”前，王先生稿酬之多在北大中文系数一数二。当时的报刊、出版社处理稿酬一般都比较及时，有意拖久者甚少。但也总有阴差阳错或因一时疏忽而迟寄者。凡遇此种情况，王先生一概毫不客气，电话催促之。于是，王先生喜欢催稿费成了北大中文系的一项“美谈”。
不料想在1958年的“双反运动”中，这项“美谈”变成了“恶谥”。所谓“双反”，名义上是反对“个人主义”和“白专”道路，但实际上是发动学生给老师提意见，火烧老师的“资产阶级丑恶思想”。像王先生这样热衷催稿费，腰缠万贯而又锱铢必较，不是“个人主义”是什么？不是“资产阶级丑恶思想”是什么？当时一些同学的“大字报”确乎是这样上纲上线，加以批判甚至嘲弄的。
现在看来，这简直成了笑话！稿费，是劳动所得；稿费未按时收到，当然应加以催问。这哪里是什么“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丑恶思想”，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维权行动”，何罪之有？王先生注重维护个人权益，应该说是一种先进性的表现，值得人们尊敬，他不愧一位“维权先进分子”。
但是，要学习这位“维权先进分子”的榜样，而今可能要遭遇不少尴尬。因为现在不少报刊、出版社拖欠稿费成风，甚至有“拖而不给”者。你要打电话或写信催促，这就要得罪人。试问：有几家报刊、出版社编辑喜欢接听催稿费电话？轻则暗暗骂你几句“有病”，重则再也不理你了。有的更惨，不仅不理你，稿酬也照样“欠奉”，让你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在下就有切身体会，有一家著名报纸，一向不拖欠稿费，声誉甚佳。但忽然拖欠起我的一笔小稿费达一年之久，原因是原责编退休，新编辑不愿“多管闲事”。催促再三无效，只好致信总编室，问题方获解决，肯定得罪人无疑矣！还有一报，欠稿费数篇，一次有幸与该报总编同席，便半开玩笑催促之。此兄满口答应“补寄”、“补寄”，但至今亦未见分文也。至此，你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港、台等地，执行版权法似乎比我们内地严格。台北尔雅出版社（社长隐地）出版拙著《白先勇论》，十年间四次印刷，每次都及时将版税寄来，毫不含糊，令人感动。刘以鬯、陶然二位先生先后主编的《香港文学》等刊物，寄赠稿费也都很及时（有时是托便人捎来）。但最近发现个别港刊也发生了拖欠内地作者稿费的现象，有的拖欠达一年之久，有的甚至连样刊也不能按时寄来。这虽属个别现象，但也不能不让人遗憾。笔者还多次接到一家香港刊物的印刷函，说我的什么什么文章已被他们选发，“请”我速寄“六百元”版面费过去，如何如何。很怪，不经允许，随便刊发别人的文章，已经是明目张胆的侵权，怎么还敢叫人“寄六百元”版面费过去？世界上到底有无此等刊物？我不能不深表怀疑。是不是一些骗子的行骗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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