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资料宏富，但对其进行研究则是上个世纪初才开始的。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出现了众多论著。我们在这些论著中总会见到中国古代文化及文论的术语、范畴或命题，但是这些著作从思想体系到研究方法大多是外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本土资源在对他者的认同之中被西化被消解。探求行之有效的本土化途径成了一项
《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李建中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正是这种探求的重要成果。作者李建中在探求文论本土化途径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具有自己的特色，于是专注其上十余年，“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从诗性传统、言说方式、人格精神、文化价值四个方面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的原始起源、诗性传统的断裂、诗性言说方式的表现、诗性精神与传统人格精神的融汇及古代文论诗性研究在文论本土化研究中的意义。作者指出，中西文论虽有着共同的诗性智慧之源，但自轴心时代起，当西方文论走上哲学化、逻辑化之路时，中国文论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诗性传统。儒道释文化的诗性精神及其人格诉求，与汉语言独有的诗性品质及其言说方式，共同构成了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这本书的作者清理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旨在为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提供一种新的入思方式，并为全球化时代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建立本土性资源。高天厚土，清源活水，中国诗性文论的生命之树常青。
在探究古代文论诗性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与古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家相比，中国古代文论家既缺少一种对‘理论家’身份的自我确认，也缺少一种理论意识的自觉。而正是这些‘缺少’成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铸成了古文论的诗性外观。”作为一名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作者在多年与古人神交的过程中受到这种传统非常深的熏陶，但他并不缺少理论意识的自觉，也不缺少西方理论的基础。在过去的研究中，他曾经借鉴西方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他是在用西方理论观照过中国文论的基础上回到中国古代文论的，所以他比单纯借鉴西方理论者显得厚重，又比局限于中国文论而对外界缺乏了解者显得敏锐。因此他能发一家之言。诚如作者所言：“文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途径应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重估儒道释文化的当代价值，创造性转换中国古代文论‘文化批评’的传统；二是从‘轴心时代’‘不约而同（时）’却‘和而不同（类）’的文化格局中，解读世界文明的文化密码；三是用世界各民族共同的也是最初的智慧，消解技术理性时代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重建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从这本书的内容看，作者已经在前两个层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较高的第三个层面上进行探索了。陈寅恪说：“其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正是立足于民族本位同时吸收外来学说取得的成就。
由文艺心理学到人格研究，再到古代文论的诗性研究，这条路本来也是不断追寻心灵之美的历程。在十余年的“诗性”探索中，作者因工作变动三易其地，从南湖、桂子到珞珈，美丽的山水滋养了他的性情。“灵山多秀色，空水芳氤氲。”读书之余，或细雨如丝，或冬日暖阳，在他那临窗可眺湖光山色的书房中，忽然就读懂了孔子的仁者胸襟和忧道言行，明白了魏晋人的“悲风爱静夜”，“谁知我心焦”。于是在传统文化中遨游多年之后，不可避免的沾染上这些他所欣赏的习气，具有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在他内心充满了哲学视野观照下对人的生存的思考，流露出深刻的思辩之美，所以我们看到了书中对东汉党锢之祸范滂临死前遗言的分析，看到了对刘勰不为人所重的“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的分析，也看到了对刘勰晚年弃官出家的人格追问。他象自己所熟悉、所赞美的古人一样，将自己的理解和领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叙述出来，就有了这本《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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