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作家、书评人，现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
讲到读书，还有一句老话亦可
推敲，就是“先睹为快”。假如根本不值一读，“先睹”未必“为快”；真有价值则历久弥新，“后睹”未必“不快”。另外有个说法叫“尘埃落定”，倒可供咱们读书人参考。
前几天有个网上论坛要出书，叫我写几句话。我写的是：“开卷有益，要在简择，果有会意，不算白看。”这可以说是对“开卷有益”的一点分辨。书与书有所不同，怎会一概有益；看了无所体会，益处又在哪里。讲到读书，还有一句老话亦可推敲，就是“先睹为快”。假如根本不值一读，“先睹”未必“为快”；真有价值则历久弥新，“后睹”未必“不快”。另外有个说法叫“尘埃落定”，倒可供咱们读书人参考。很快就被时间淘汰了的东西，用不着“先睹为快”――精力时间有限，要看就看好书。讲到自己，若问这一年里买了什么书，十之八九是新出的；至于读了什么呢，旧书怕得占到一半以上――姑且遵照出版界的惯例，凡版权页上不写“2005年某月第一版”者一概视为旧书。
不过现在要写文章，恐怕还得挑几本新出的，又是我读过的一谈。首先想到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舍斯托夫文集》，共计五卷。说来只有一卷半是新译的，其余都属“旧刊重印”。不过把作者的重要作品集拢一起，也是好的；何况过去个别单行本印得实在不像样子。舍斯托夫是哲学家，可也极富文学修养，情与理简直融为一体；他的感受和表达饱满充盈，一般文学家望尘莫及。舍斯托夫与同时代的其他俄罗斯哲学家一样，也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比较起来他在气质上秉承最多。因为这个原因，文集中我最中意与陀氏有关的《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和《悲剧的哲学》。
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这题目略有点儿别扭――中的《王氏之死》、《皇帝与秀才》、《曹寅与康熙》、《利玛窦的记忆之宫》等，读来非常有趣；让人不禁要问作者到底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尤其是那本《中国皇帝》，甚至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史景迁很善于从某个小题目入手，深入开掘，并且讲得绘声绘色。他不是把历史演义化或趣味化，而是发现了历史本身饶有意思；他所选定的题目，他的入手处，正体现了对于这段历史的独特发现。
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了简体字版。曾经寂寂无闻的张爱玲和钱锺书，经过此书著力推举，早已人所共知，而且大受欢迎；与之相伴随的，作者的文学史观至少有一部分先为普通读者后为有关学者所承认。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可重视之处，虽然作者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在对其他作家的论述之中。除了书里那些精辟论述外，我的兴趣还在于这本书被大家接受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夏氏何以能够做到如此；而他人类似举动，如“排座次”、“写悼词”等，却都成了笑柄。大而言之，那些只是私见，不能成为公论；夏著首先是“公正的论”，才成为“公众的论”。史实已然存在，有待真正的史家予以发现、揭示，其间并无可以造作的机会。具体说来，尚须两项支持：其一，前面已经提到，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文学史观；其二，有艺术感受力，此乃为接受与评价一部作品所必需，无论对文学史家还是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如此。二者分别关乎一部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方面，彼此又互为因果；缺乏一项，文学史都不成功。
《齐如山回忆录》从前有家出版社也翻印过，不过做了删节；辽宁教育出版社新出的这本，好像较多保留本来面目。有人称赞它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传记文学”，实非过誉。这里提出三条：一是所述之事极有意思，二是讲述之人极有意思，三是他实在讲得太好了。一二两条是不可求的；第三条则他人或可模仿字句之美，却不容易学得贯穿始终的那个坦荡的态度。齐氏这书，可谓得大自在之作。
岳麓书社的《淡墨痕》是谷林的随笔集，距离他上一本著作《书边杂写》问世，已经过去十年之久。谷林是个安静读书，认真写作的人；他的作品别具一种意义，虽然作者无意于此：它们与当下的社会潮流正是南辕北辙。对于社会潮流，我们很难简单地说“是”或“非”；但是假如它席卷一切，吞没一切，那么肯定不是件好事情。有一种与之相反，或者置身其外的立场，太不容易。谷林这样的人以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文字也很难有了。这一点，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印行的《书简三叠》中，也许体现得更为明显。
此外还有几本书，譬如《芥川龙之介全集》（山东文艺出版社）、巴别尔的《骑兵军日记》（东方出版社）、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重庆出版社）、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人民文学出版社）、皮埃尔・代克斯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生活》（山东画报出版社）等，我都或长或短写过评论，自然也在关注之列。这里只补充一点，就是由它们的牵连，重读了不少旧书，譬如因《骑兵军日记》而读作者的《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和《故事集》，因《夜半撞车》而读作者的《暗店街》等十来种小说，这给我带来的乐趣，犹在写文章之上。
以上的书都是乱读的，并无规划；另有一些则属于“参考书”，计有《回望周作人》八册，《鲁迅回忆录》六册，以及《回望鲁迅》中的几本，都是从前出的。将回忆录中相互关联乃至相互矛盾的地方加以对比，别有获益。有关周作人的新书也看了两种，其一已经有所议论，兹不赘述；其一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周作人生平疑案》，似乎亦可商榷。姑举一例：“抗战期间，周作人投靠日伪，春风得意，好像也不怎么顾得上谈鲁迅。抗战结束后，又下了狱，自然轮不到他说鲁迅，直到50年代，他才有了机会骂鲁迅。”就与事实不符。按周作人著《药味集》中《关于范爱农》一篇，写于1938年；《秉烛后谈》中《关于阿Q》一篇，写于1939年，都在“抗战期间”，皆为“谈鲁迅”之作。《苦口甘口》（1943年，收入《苦口甘口》）和《两个鬼的文章》（1945年，收入《过去的工作》）两文涉及五四先驱，分别提到“胡陈鲁刘诸公”和“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人”。1948年7月写的《〈呐喊〉索隐》（载1948年8月31日《子曰》丛刊第三辑）也是“说鲁迅”的，正在“下了狱”时，而此系“抗战结束后”他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讲这些无非是强调“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罢了。
